一．
祖国是生养我们的大地，更是我们生命的根须。
任何民族、任何个人，失去了根须，失去了扎根的土地，只能像随风飘泊的蒲公英，永远无法主导自身的命运。
为什么人们喜欢把祖国比喻为母亲？
因为祖国不但是你生命的来源，更是你力量的来源。
如果没有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我们失去的就是自己的根，没有了根的依托，我们最终将一无所有。
多少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用毕生奋斗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祖国的衰亡就是民族的衰亡，祖国的强盛才是民族的强盛。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怎能不以爱国为最大的光荣！
是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插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不倒的旗帜，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面大旗所生发出的强大凝聚力是有目共睹的。
可同样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有一些人背离他的根本，走上危害祖国的道路！
到处是断壁残垣，火光冲天，到处是残肢断臂，血肉横飞，到处是被日本飞机炸弹杀害的中国人的尸骨，到处是痛哭哀号的妇女和老人，到处是孤苦无依的难童，其状残不忍睹，没齿难忘。
发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夺取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是当时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
南方局管辖东南，西南各省，并兼管江西和上海。
在抗战时期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未来的最后胜利。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军长叶挺的“一．一七命令”，掀起了第二次****。
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在上海租界里召开了特别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尚不敢全面**，在经过斗争辩论之后，认为国共两党可能继续维持合作抗日关系。
并做出了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的全面部署。
经**中央同意，决定一批干部坚持留在敌后工作，其余干部返回延安。
这一重大决策，保存了**在沦陷区工作的指挥中心和国共联系的主要渠道。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是以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战斗原则和显著特点。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王春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王春立又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
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王春立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南方局领导同志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汇聚到他们的周围。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
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
作为地下党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者，王春立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
与过去三十年代的情报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以及上海的各派系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邻。
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
既要与友邻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
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
更需要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他暂时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上安排在豫春饮食餐馆，当个学徒店员。
王春立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敌后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王春立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安居，在租界设立了党的秘密机关。
有了陈颖弘她们军统突击队的帮助，重返上海情报战线的王春立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即以陈颖弘，陈青云，许述同等为骨干，设立了几处活动据点，并在贝勒路及拉斐尔德路两处建立了秘密电台。
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是从延安特地派来，并且十分可靠。
如贝勒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刘月芳，是山西人，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她工作踏实，生活艰苦，在上海无亲无故，又不会讲上海话。
她的工作的机要性和她本身的性格特点，使她同外界很少有接触，因而增加了电台的安全系数，
王春立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王同军统的联系，除通过陈慧娟传递信息外，在她到上海后，还利用她父亲所开设的香港永亨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身份，负责王部的财务。
另外，王的情报人员中也包括从原来情报系统调来的同志。
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王春立以自己的大智大勇，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王春立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奔波为国险如夷”，他创造了抗日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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