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小二爷和地儿，原本我们也商量过一起跑路，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他们两个留了下来。
理由有三：
一，他和地儿的为人一直都比较低调。不像我，谁都知道是大哥；也不像险儿，谁都知道穷凶极恶；虽然是兄弟，但是外人眼中一直觉得他们是跟着我们混的兄弟。所以他们需要面对的危险比之我和险儿而言要小的多。
前一晚，小二爷和地儿没有作为主力冲锋在前，并没有做出像险儿一样当街开枪的恶行，甚至比起胡玮带头砍下的那第一刀性质都要轻微的多。就算要追究最多也是个聚众斗殴的从犯。
二，我们商量觉得：小二爷和地儿这样轻微的情节，关所、樊主任等场面上的一些朋友完全可以出面干涉；实在不行了，我们还可以找廖光惠，通过昨天，我们绝对可以肯定，他日后需要用到我们兄弟的时候还多，不可能白白看见我们兄弟因为这点小事栽进去，而袖手旁观，不管不顾。
一旦这些朋友、大哥们插手，小二爷和地儿两个人就算有事，也绝对不会弄到伤筋动骨，一蹶不振的情况中来。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敏感的预测到昨晚过后，整个九镇的江湖将会出现很大的波澜，局势必定会有起有落。
而小二爷认为，这样的波澜势必会引起相当多的机遇和变故，我们兄弟绝对不能都外出跑路，而导致全部置身事外。因为这也许会让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化之东流。
武昇已经站在了三哥的一边，我和险儿也绝对要走，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留下来，也有能力去掌控大局的就只有他。
商量好了一切，再给廖光惠打了一个电话，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
之后，我和险儿两个人连随身的衣物都没有带，仅仅在随手的小黑皮包里放着两个手机，三万元现金，四张银行卡，各自的真实身份证和早就办好了多年的两张假身份证，联系好当地的一位朋友之后，出了宾馆就直接租了一张车赶到了九省通衢的千年古城——武汉。
那一天，我不能说我们兄弟四人商量出的结果是错的，因为当时的局势看来最需要跑路的确实是我和险儿两个人。胡玮几个，我们也考虑过，但按照当时我们的想：他们毕竟是小弟，老大跑了，他们能有多大事？要抓也抓老大啊。
跑路不是旅游，虽然都是四处奔走，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也不愿意胡玮他们跟着到处吃苦。
只是好心却往往做了坏事。
所有人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的一点就是，通过昨天的一晚之后，大家都丝毫没有觉察到，胡玮的身份也起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我胡钦的小弟了。
他也成为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新一代大哥！
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
自古亦然！
日期：2009-05-1720:39:00
外传三
有些年数没有去过武汉了，但是至今为止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刚到武汉的情景。
在中国，曾经只有两个城市才有资格在人们的口中称得上“大”。
大上海，大武汉。
无论是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猛力改革；又或是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开风气之先的民主运动。
乃至九省通衢的繁华，抗战时期名动一时的“汉阳造”，这一切的一切，曾经都让我这个与武汉八竿子打不着的外省人神往不已。
在我最初的想之中，武汉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感，沧桑感的神圣而又美丽的城市。
虽是躲灾，但在刚到武汉的时候，我心底还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激动。
可是，最终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切，却是我万万不曾想到的：到处都在基建，满城的烟土，匆忙的行人，恣睢的神色。
纵有高楼万座，却与上海，广州，深圳、长沙、合肥等等大城，也看不出有何不同来。
名传千古的黄鹤楼耸立在长江一桥畔的江边，在各种各样现代化建设的泥土烟尘之中显得是那样的突兀与不堪。
千古风流，付之烟波。
这是我第二次跑路，却与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砍完大脑壳，兄弟几人在三哥安排下连夜逃窜的第一次有着决然不同的感受。
多年前，我的内心充满了彷徨、后悔、绝望与无助；而这一次，曾经那些敏感复杂，让我视为包袱，恨不得早日丢掉的情感都没有了。
当年的我初入江湖，跑路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还是一种来自于生活之外的突然打击，一种没有预料到的精神折磨；而现在的我，卑劣多年，早就历尽了冷暖，看淡了生死，就连曾经视为手足的三哥，也翻脸为敌，很难再有什么值得我去惊喜或者彷徨的事情了。
跑路就像砍人一样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而不是生活之外。流子们，一只脚在监狱，一只脚在棺材，早就看透了，无惊无喜，恍若走肉。
所以，我也不再有当初那样的心态，取而代之的只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恣睢而已。
只有在经过长江大桥，看到蜷缩一角，满目烟尘地黄鹤楼的时候，我才冒起了一丝感慨，对于自己，对于一座楼，一个城，或是一群人的感慨。
无论是人还是楼，都已被烟尘所扰，永远的失去了原本面貌，唯一可以继续的只是无奈的生活，预定的生活，无改变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之中，我们想要活的舒服一点，唯一能做的只是：
麻木恣睢！
但是，庆幸的是，在那一段困难的日子当中，我的身边有着险儿，这个每时每刻都不曾低头的年轻人，他给了我相当大地影响。
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人住在武汉广场对面一个叫做万松园的小巷子里面，里面有着一家部队经营的小宾馆，是叫做“华天”还是“华都”来着。
在这个宾馆的三楼某个房间，我们两个人进行过一次少有的单独谈话，这次谈话让我至今不忘。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的不久，我踏上了返乡的道路，而险儿却孤身继续了自己一段长时间的漂泊生涯。
不同的是，我跑路，左右有他；他离开，身旁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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