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踏上四通八达的跳板
新浪网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4月29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中文网站的启动。这个四通利方公司是四通集团1993年创立的。然而时过境迁，在新浪已经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的著名企业时，四通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
四通公司于1984年诞生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日后会经历那么多的坎坷和动荡，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隔海相望的一个叫三井的日本财团联系在一起。三井物产十分看重四通的销售网络和人脉，并为四通初期的发展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
在三井物产的积极扶持下，“四通打字机”这个四通集团最辉煌的产品顺利诞生。四通需要日本企业的配件和技术，三井物产便积极奔走，为双方牵线搭桥。在四通扩张的过程中，三井物产扮演着好帮手的角色，为四通引来了众多的日方合作伙伴。
松下电工、富士通、乐天（LOTT、三菱电机等日本企业纷纷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与四通合资建厂。四通在客观上成了三井财团带动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一块跳板，而“与巨人同行”的四通却没能跟上巨人的步伐，最终丧失了所有筹码。
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但它缺少中国本土资本的扶持，只得充当三井财团的战略棋子。因为四通最初的贡献，富士通、松下电工、瑞萨、ALPS公司、Ferrot公司等一批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已经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谈到在中国的三井企业成员时，除了提到“上海宝钢”，再就是“四通集团”了。人们熟知段永基，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新浪网创始人、前任新浪网联席董事长。但是，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提起段永基曾经受到深谙多元化投资扩张之道的三井物产的启发，尝试发展中国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第一人。
第一节“慷慨”的帮助
初识日本商社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四通集团以开拓者的身份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它与三井物产的不解之缘尤为值得一提。四通集团的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有一条线索却十分清晰。这条线索就是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财团企业与四通合作的历史。三井与四通建立起的关系还要从开发“四通MS-2400打字机”谈起，王缉志（四通打字机主要研发人）在他的《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一文中透露了很多线索。
四通公司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当时屋中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几把折叠椅和一个保险柜。偶然的机会，王缉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老朋友王安时和沈国钧（两人都是四通创始人），听说他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王缉志在1984年6月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11月辞去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其实，王缉志本人也并不一定知道，他与三井财团的缘分早在参加上海宝钢工程建设就开始了。上海宝钢的技术和设备来自与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新日铁。为此，王缉志曾在1979年底被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准备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又称：个人电脑，PC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
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微机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从他的DATAMAX公司购买了DATAMAX8000主机。在一位朋友王安时（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的推荐下，王缉志买下了美国的TeleVid终端。然后，从港商那里订购了日本伊藤忠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推销的一种新型打印机，而且可以先拿去试用，不合适还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伊藤忠商事提供的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王缉志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居然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随后，王缉志动员他的研究小组，经过一个月钻研，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不久，王缉志研究出了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由于王缉志用伊藤忠商事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王缉志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伊藤忠的打印机。此时，王缉志意识到应该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很想找伊藤忠商事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他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从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商人的合作中，王缉志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王缉志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以贸易带动投资
1984年，王缉志进入四通公司后，马上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时，刚成立的四通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生产的3070打印机，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其实，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这也是双方合作的开端。
四通公司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1985年初，四通公司又从日本伊藤忠商事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四通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这一年，四通公司以1570型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和市场占有率，1985年3月，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和总工程师王缉志两人到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在会谈中，四通公司希望与三井物产共同开发中字处理机，由三井物产投入开发费。万润南分析市场认为，产品开发成功后，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而四通可从三井物产进口大批文字处理机的硬件。万润南还表示，如果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日方的损失。
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对市场有敏锐的嗅觉，不会放过这样大的商机。谈判仅花了2个小时，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当场决定出资100万美元支持四通公司开发“中字处理机”（后称：四通打字机），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四通公司与三井物产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这次三井物产的慷慨出资，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四通公司以往没有与三井物产的贸易业务，双方的合作很难谈成。日本企业投资的理念从来都是采用贸易带动投资，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为领头羊。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已经从三井物产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三井物产相信了四通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三井物产不能不心动。总之，四通和三井物产从单纯的买卖关系转为在资本和技术两方的实质合作。
贴牌生产的“四通打字机”
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是投资者，自己本身并没有研究开发的力量，所以选择了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物产向四通公司提出了三类开发方式供选择：一类是索尼（S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贴牌生产）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
在三井物产的安排下，四通公司技术人员到了一家从事工作的“ALPS电气株式会社”（简称：ALPS电气）参观。在中国，四通公司的人从未听说过ALPS电气，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当时，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ALPS电气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索尼（SY）牌的，他们还为三洋（SANY等公司开发日字处理机。
现在看来，索尼、三洋、ALPS电气这三家公司实际上都是“三井-住友”这个大财团体系下的重要关联公司。索尼创业的初期，三井财团在索尼的融资和投资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井银行积极的购买索尼的股票，为索尼公司日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为三洋的创始人与松下关系密切的缘故，在三洋初创时期的多个关键时刻，都是住友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ALPS电气的大股东主要来自三井-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也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
四通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四通公司与ALPS电气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物产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三井物产拿来了一台当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ts，S代表四通（St，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1986年3月，四通MS-2400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开发小组的人员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终于到4月11日，机器的调试成功了。三井物产和ALPS电气的领导都来向开发小组祝贺，并且称赞王缉志率领的开发小组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两个月后，1986年5月16日，四通迎来了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中国打字机市场的经典之作——四通MS-2400打字机。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经过不断改进，到1987年5月16日四通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宣布四通MS-2401打字机正式推出。三井物产的评价是，MS-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
然而，在一次会议上，四通集团总工程师王缉志听到三井物产的负责人是这样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从三井物产的话外音中，似乎听到这样的暗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应该从事软件开发。
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
四通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叫“四通的第一”，专门介绍四通光辉的历史。其中，除了“第一个真正民有民营的高科技企业”和“第一个推出自主知识产权、年产值超亿元的电子信息产品——四通打字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一个建立遍及全国的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系统”。就算是到了现在，有相当多四通旗下的企业仍然具有贸易职能，销售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外国的进口产品，来自日本的产品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三井物产和四通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半散装件（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索泰克），把四通MS-2401打字机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合资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
由于段永基更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被任命为合资公司的总经理，王缉志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从那时候起，四通MS-2401连同后来以MS-2401为原型开发的MS-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一时间在办公自动化领域确立了龙头的地位。
在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眼中，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1987年底到1988年期间，四通名下出现了24个二级法人单位。比较知名的有四通电源、四通自动工程化、四通PC等公司。此后，四通陆续建立了包括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在内的庞大销售服务网络。到1992年底为止，共销售四通打字机10多万台，占据了国内高达80%的市场份额。
不仅要有销售网络，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脉网络。而对于三井物产来说，选择四通作为合作伙伴时，最为看重它的人脉。众所周知，经营企业离不开人脉的建立和维护。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策体制和观念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四通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多方面的资料显示，四通创业的资金是从四季青乡借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的贾春旺的居中协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通初期，创业元老沈国钧和李文俊（四季青乡长李文元之弟）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协调，由此可见四通对政府资源的重视。在四通1997年、1998年陷于严重财务危机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四通总裁段永基被市政府请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去当了总裁。
第二节搏弈、竞合、抛弃
在与三井的斗争中打了败仗
在1988年，四通MS-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人民币，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办公自动化部（通称：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
四通并不满足于MS-2401打字机的旺销和眼前的利润。1988年，四通的领导专程赴日本对打字机部件的成本进行调查，得知MS-2401的机芯产自富士通公司。四通假借其它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获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并计算得出MS-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合计仅300多美元。于是，四通要求三井物产对进口打字机散件进行分项报价，如果某项的报价高于四通调查得知的最低价格，就自行采购。
精明的三井物产拒绝了分项报价的要求，于是四通就向三井物产施加压力，甚至停止了从三井物产进口MS-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三井物产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物产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自己解决。
四通公司接受了三井物产设下的条件后，三井物产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四通认为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但是，当四通再次向富士通询价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其实，三井物产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
这时候，四通公司发现自己在与三井物产的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物产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物产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但是，直到1991年花了三年时间，MS-2406才面世，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
本来MS-2406是为了取代MS-2401而推出的，但采用日本技术的MS-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MS-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MS-2411，四通对于三井物产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即使四通公司自己研究开发的MS-2406，也需要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从而使得香港四通公司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在北京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还将大量开发费转到香港四通公司，等于是被香港四通掏空了。
在此期间，由三井物产、四通集团公司、香港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合资兴办了一家所谓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索泰克电子有限公司”（现在的深圳四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三方分别占25%、5%、70%股份。该合资公司注册时间是1989年4月1日，资本金500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700万元人民币。截止1993年12月，创产值7亿多元人民币。显然，这家公司很少的投资却有如此高的产值，说明其实质上是贸易型的组装企业。
掉进合资的陷阱
尽管在四通打字机项目上，四通与三井物产、富士通因为分项报价曾经产生过不愉快，但三者的合作仍然继续了下去。1989年10月份左右，在三井物产的大力协助和推动之下，富士通派遣人员到中国考察四通及其合作伙伴，研究是否可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与四通合作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充分认识到了四通所具有的各方面的价值，这也是并不熟悉中国打印机市场的富士通最后决定与四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6月，在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特机部的基础上，四通、三井物产、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深通打印），从事打印设备的生产制造，公司注册资本300万美元。深通打印最早在国内掌握了打印头组装、检测及打印针焊接等关键技术，其生产的四通打字机核心部件——打印头、机架产品曾占全国市场的80％以上。在深通打印的历史上，主要的合作对象是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和富士财团的OK冲电气株式会社），合作的方式都是以加工组装为主。
然而让四通恼火的是，在深通打印建立后不久，富士通就开始另立门户。深通打印总经理范为强的文章《三次股权转让深通彻底和日资拜拜》透露：“从1991年深通成立后不久，四通和日方股东的关系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富士通又跟南京734厂合资成立了他们占60%的股份打印机公司，并把其打印机放到这家公司生产。”深通打印也曾积极争取过生产富士通品牌的打印机，但被富士通拒绝了，理由是深通打印在为四通打字机提供配套，不能够生产打印机整机。
富士通给出的回答尽管刺耳，但这却是它对四通价值真正的定位。在富士通眼里，深通打印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富士通这一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相当重要，这意味着富士通和四通公司合资的定位大有文章。合资是为了赚钱，但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只不过是四通没有看到罢了。对于其他来自日本的合作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在它们看来，四通可以算是合资伙伴，但实际上“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才是四通真正的价值。
1996年，富士通就已经位居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三甲。同年，富士通极力拓展经销渠道，使得下属的经销商数量猛增到93家。另外，在广告投放上，富士通也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面。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富士通已经成为了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上的领导者，以DPK700窄行票据打印机为代表，富士通凭借着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绿色环保的优势，成为了政府、金融、医疗等行业首选品牌。
当四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富士通控制之后，香港四通于1998年决心收购富士通在深通打印的全部股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四通甚至还将深通打印做成大幅亏损，最终以16万美元的代价获得了富士通拥有的全部股份。借助深通打印，富士通实际上早就成功地获取了所需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信息。此外，富士通早已经通过技术、设备转让和零部件供应贸易等方法收回了投资。原本就精于开拓市场的富士通，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放弃深通打印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结局是为他人铺路搭桥
前来四通公司淘金的日本打印机企业不仅只有富士通一家，其传统竞争对手OKI也加入到与四通合作的行列。2001年，日本OKIDATA公司（日本冲电气K株式会社的打印机工厂）希望收购深通打印60%的股份。OKI希望通过投资深通打印以加大对中国市场份额的占领。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收购工作班子，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摆出了一幅势在必得的架子，甚至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OKIDATA（中国）有限公司。
也许是从与富士通的合资中吸取了教训，四通公司这次没有轻易答应OKI公司的合资要求。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在经历了多次的瞪眼睛、拍桌子、摔资料之后，OKI公司终于丧失了对深通打印的信任。尽管双方在合资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但由于利益分配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谈判的破裂。2001年9月12日，OKI公司单方面决定退出谈判，放弃收购深通打印的工作，而准备采用独资方式到深圳设厂。
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公司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而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作为四通与日方最早的合资企业，深通打印的经历充分表现了日本企业实用主义的作风。尽管借助四通打字机的辉煌，深通打印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但当三井财团发现深通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时，便果断地抛弃了四通这个合作伙伴。
曾经促成四通与富士通合资的三井物产分为两个阶段退出了深通打印。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深通打印的大股东深圳索泰克（SOT电子公司到期清算。三井物产持有索泰克25%的股权，当索泰克经营期满转入清算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得以让出了自己间接持有的深通打印的股权。第二阶段，也是三井物产从深通打印完全撤出，那是深通打印停止组装四通OKI打印机的2004年。三井物产象征性地以不到5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25%的股份转给了深通打印，最终完全退出了深通打印。
到此为止，四通公司圆满完成了作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协助富士通登陆中国专业打印机市场的任务。由此可见，实际上从一开始，四通公司就是一个壳，富士通正是通过四通公司才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概括地讲，日本财团跳板战略的基本步骤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对于四通公司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铺路搭桥。如今，富士通在中国市场上却已经是“大红大紫”了。
2007年12月，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的DPK500宽行通用打印机再次在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中标中国银行总行打印机设备采购项目，签订了近4000台量的大订单。在此次合作之前，南京富士通与中国银行还在窄行通用打印机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富士通DPK300窄行通用汉字打印机在中国银行总行上半年的采购项目中成功入围，目前仍被中国银行各省分行陆续的批量采购。
满怀收获喜悦的富士通，在其中文网站上写道：“富士通公司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在通信、计算机、软件开发、半导体以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十年来，富士通在中国的总投资金额超过19亿人民币，共设37家公司，员工18000多人。1995年5月成立的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富士通在中国事业的统合和战略制定。”
第三节鸠占鹊巢，借壳生蛋
“四通”成为孵化器
在新兴高科技产业之外，被外人视为最善于资本运作的四通集团领导人段永基很早就开始涉足金融业务，这是段永基在向三井物产咨询海外扩张思路时得到的答案。1987年，段永基升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年12月，四通就成立了作为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四通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四通财务公司具备了筹资和融资的功能，类似日本财团主办银行的雏形，但是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1991年，段永基就任集团公司总裁，全面接掌四通集团，推行“与巨人同行”的二次创业战略，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里所谓巨人首先就是“三井物产”。1991年至1996年这段时期，四通、三井物产共同与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工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与日本LOTTE和韩国LOTTE制果合资建立“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合资成立“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四通的创业者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其拥有的人脉是普通的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作为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到政府、学术界、国有大型企业等等各个方面的人和资源。事实上，作为三井财团核心组织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选择四通公司为孵化器，在中国本土培育出众多合资企业，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以合资为切入点，三井物产率领的日本财团企业群借助四通这个壳，得以把握各种网络资源，从而顺利登陆中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住友财团的松下电工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1993年1月19日与四通合作，在北京合资建立了“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四通松下），从事照明、配线器具、电器产品的制造。因为有三井物产介入，合资公司获得了资金上的支持。在经营活动中，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根据日本的银行运作政策，向日本银行信用贷款筹资40亿日元，无须担保，也无须抵押，年息仅0.86%。
“松下电工”的历史，可追溯到1918年松下幸之助所创建的“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与“松下电器”都起源于同一个母公司，互相之间是“兄弟公司”的关系。截至到1999年，松下电工集团拥有日本国内关联子公司64个、海外关联子公司40个、以及符合“持分法&qt;的公司8个，开展了照明、信息设备、电器、住宅设施建材、电子材料、控制设备等范围宽阔的业务活动，具有从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设计施工、直到维修服务的一条龙体制。
通过与四通的合作，使得松下电工获得了中国市场的第一手情报，也逐步与四通的经销商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由此，松下电工开始积极推进在中国的投资和营销战略，1997年9月独资成立了“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松下照明）。这是一家全部承担日本松下电工在华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4,649万美金，1998年7月开展业务，自1999年8月开始经销在华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2000年3月，北京松下照明全面开始销售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并以大连、北京、苏州、上海、福州、厦门、广州为生产基地，投资建厂15个。
北京松下照明的市场极其广泛，从办公楼、商业设施、工厂、住宅、公共设施到街道、城市景观，经销的产品涉及家用电器、照明灯具、信息装置、住宅设备、电子材料、控制装置等领域。北京松下照明在经营策略上采用“代理公司”加“分销”的渠道模式，提供优厚的售后服务，并建立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成都、深圳的七大地区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在松下电工的悉心培养下，松下品牌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中拥有了良好的口碑，并与欧司朗、GE和飞利浦共同成为了中国照明市场上的佼佼者。
侵占和接管网络资源
2000年10月，松下电工开始改变在华投资的策略，从前期分散独立式的投资向后期的集中统合转变，并着手建立各合资公司间的网络联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对此的描述如下：今后将继续集中各合资公司的总设机能，统扩财务、人事及法务部门业务，统一管理售货管理，支援各合资公司的高效运营。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利用四通等中国合资伙伴培养起来的销售渠道和制造企业，松下电工的转型才能够水到渠成。
在同一时期松下电工开始了针对经销渠道的“授权”行动。对于没有松下电工授权的经销商，将采用严厉的措施，制止其经销松下电工的产品。与其说松下在“授权”，不如说是在“收权”。在强势的松下电工面前，分散的经销商根本就无力抵抗这样的清剿，于是纷纷投降。最终，四通与松下电工的合资企业“北京四通松下”的网络资源几乎被松下电工全部侵占和接管了。
如果打开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页，查找经销商名单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这份名单中，有10家经销商的名字中带有“四通”二字。经过调查，这些经销商的身世原本的确与四通有关。个别企业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1984年，那时松下电工还没有在中国投资设厂。然而现在，这些企业已经被纳入到了松下电工的势力范围，和四通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此时，在松下电工积极的市场运作下，四通集团很快失去了松下产品的分销权。为此，香港四通电子开始积极拓展以四通为品牌的照明产品。但是，2002年9月25日公布的中期财报上，对于四通有这样不利的描述：“本集团于2001年推出‘四通’品牌的照明产品，于2002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销售比2001年同期下跌，主要是由于在2001年上半年终止对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松下’产品的分销权所致。”
注重营销的日本企业，尤其是三井物产这样以贸易为主业的综合商社，更是不可能低估四通网络的战略价值。如果仔细观察，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只不过它缺少中国本土大资本的支持，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财团谋求发展。一旦他的渠道、人脉被松下电工所熟悉和掌握后，四通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四通愿不愿意，它都会被日本财团边缘化，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将手中的股权廉价转让给日本财团企业，换得一些现金去投身新的资本运作。
2001年，四通集团将四通松下35%的股份转让给松下电工，仅剩象征性的5%的股份，获得约1.349亿元的现金。北京四通松下电工公司中的“四通”两字被抹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网站上也仅能见到这样的介绍：“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1月19日，是由世界一流企业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资兴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注册资本为4000万美金，公司英文名称缩写为BJ。”
在收编北京四通松下之后，松下电工并没有收手。2006年，松下电工又聘任朱希铎为松下电工（中国）公司总裁。朱希铎有在四通工作的15年经历间，曾经有3年是以四通常务副总裁身份出任四通松下电工公司的董事，曾经参与过四通跟三井物产、三菱电机、富士通、OKI、日立等的合作，并作为四通松下电工产品中国销售的总负责人，使松下电工的产品销售在中国市场从零起步，逐渐形成中国的著名品牌。因此，四通松下电工的照明产品和配线产品的市场做到了全国名列前茅，月销售额最高可达3000多万元。
对于朱希铎的加盟，松下电工的解释是希望选择一个曾经与之有良好合作经历的人来做高管，这样彼此会相互信任。至此，松下电工利用四通进入中国的全过程得以结束。四通不仅丧失了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落得一个人财两失的境地。此时，松下电工已经在中国相继设立22家企业，其中包括16家制造厂。目前，整个集团在华从业人员约7000名，2006年度中国地区的总销售额已超过45亿元。
谁是下一个“四通”？
虽然四通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关于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在中国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寻找一个新的重量级伙伴，代替四通的角色，成为三井物产新的任务。2006年，中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看到“节能、环保”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关心的经济热点，三井物产找到了一个像当初的四通那样期望“与巨人同行”的新伙伴。
2006年9月1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豪科技）正式签署合资协议，决定成立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泰豪科技是一家涉及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发电机组、软件、军工等多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泰豪科技此次携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被认为是泰豪科技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泰豪科技想借助日本财团企业，为其全力开拓中国建筑节能市场提供有力保障，也为投资方企业共同打造建筑节能产业的发展平台。
这个被称作“清华之子”的泰豪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有着深厚的人脉背景，从签字仪式到场的嘉宾中不难看出一二。在盛大的签约仪式上，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日本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堂之上先生、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节能中心刘前光副主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出席会议，他们分别就目前我国在大力推广建筑节能工作的有关政策做了发言，并对公司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再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对合作伙伴“泰豪科技”有着多么高的期待。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松下电工副社长野村淳二出席了签约仪式，并分别代表日本投资方介绍了各自公司的状况和产品，并针对此次签约进行发表。出席此次签约仪式的还有，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兼三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岛宏利、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北京事务所的气贺泽所长等。
北京市发改委节能中心副主任刘前光在签字仪式上介绍，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且不说新建筑的设计、材料、节能电气和其他节能设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仅仅我国40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如果有三分之一需要进行节能改造，按照每平方米改造费用200元计算，就有26000亿元的市场。
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发言时说，“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从产品本身，另外还有构成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零部件所使用的原料，都要坚持符合节能的要求。生产这样的节能产品，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给予强有力的支撑。此次组建合资公司，三井将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这有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显然，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产品将会通过这个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平台大批进入中国市场。
“此次组建完成的中日合资公司，将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示，并依托泰豪在建筑电气节能设备和智能建筑系统集成领域的本土化优势、松下电工在节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三井物产的资金优势和技术引进能力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从而为我国的建筑提供先进的节能控制系统，在解决我国建筑大能耗问题的同时，使合资公司在2010年成为我国建筑节能行业里的领头羊。”泰豪科技总裁李春生的这番话完完全全说到了三井物产的心坎里。
泰豪科技对北京泰豪进行了增资重组，再由日方企业受让北京泰豪其他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增资后，北京泰豪的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亿元人民币，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松下电工株式会社分别受让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0万股、1490万股、1490万股，最终形成泰豪科技的出资比率为70.2％，松下电工和三井物产各为14.9％的股本结构。
为了培育中国建筑智能化与节能市场，泰豪科技作为新组建合资公司的控股方事前已经进入该领域多年，并依托清华大学的技术实力，成长为国内智能建筑电气的行业龙头之一，先后承担人民大会堂智能化改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北京大学科技园等300余项项智能建筑与节能总包工程，近期又中标人民大会堂节能改造项目。在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眼中，这个泰豪科技就是一个“当代的四通”。鸠占鹊巢、借壳生蛋的好戏又要重演了。
第四节大中国工程（略）
从“三菱四通”到“瑞萨四通”;没有了四通的身影;为进军中国市场铺路;大中国工程初见成效
第五节活跃在全球居民周围（略）
从不显山露水的“ALPS电气”；四处扩张，全面开花;对ALPS集团的再认识
第六节失去的十年（略）
中国第一例MBO成“悲剧”；“互联网”等同于“高科技”？；重新评价日本的财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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