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也只是实现了温饱而已，仍然是谈不上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还没什么积累。其中有一位林师傅，他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全家过年时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林师傅家。为什么想帮林师傅呢？原因是林师傅虽然特穷，但非常有责任心，对孩子尽心尽责。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林师傅这个人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节衣缩食供几个孩子，孩子成绩也不错。林师傅也是个有自尊的人，穷成那样从不主动开口向人求助，只是自己默默地干活。林师傅也是个实在人，一步一个脚印，比那些张嘴就借三万、五万，梦想着做“大买卖”的人，塌实多了。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林师傅家孩子时，穷得连作业本、草稿纸都买不起。林师傅经常从单位拿一些过期报纸回家，孩子们就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演算题目。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从单位领一些空白的信纸和财务报表回家交给林师傅。林师傅的几个孩子也是很有志气的人，非常节约，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林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卖挣钱，林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后来林师傅实在没办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们家借五十块钱做本钱。我的母亲一听就说：五十块钱哪里够啊？于是，就主动弄了五百块钱送给林师傅，还帮着她在县城最繁华的市场里租了一处柜台。那个时候，五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我母亲当年在太谷糠醛厂做苦力时，要背五万个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挣到五百块钱。后来林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争气，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林师傅这人有骨气，条件稍微一好就要还钱，可我父母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林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林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林师傅两口子带着几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孩子，拿了两千块钱过来。林师傅是粗人，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那天的话却让我父母感动得掉眼泪。他说，借这钱时，孩子们都还是小树苗，今天都长成大树了，可咱们都已经老了。不过咱们这一辈子也没白受苦，孩子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这钱借了十几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话，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辞，林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五百。
除了帮林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等他一走我就大骂：这人真是太没心肝了，五百块钱借给他的时候能买一千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百斤了。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应当以涌泉相报；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除了这两家子，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又帮助过我们家属院里的一家人。那家户主姓孙，是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算全活，但有先天性心脏病，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连日本人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结核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买个点焊机一起抬回来。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也属于那种不怎么有良心的人，母亲搬来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亲在教会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灯笼的手艺后送他到太谷做灯笼谋生，让老孙家把占用的我们家房子腾出来，他们家还好大不高兴。母亲到老孙他们家时看到他们家五口人竟然买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电，顿顿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后母亲说这土包子开了花可真是会作妖。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一直同情、帮助弱者，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总是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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