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Z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Z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由于我的父亲不仅作风正派，技艺精湛，而且在指导年轻人时非常耐心细致，因而他赢得了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尊敬。直到二○○三年，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同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当时的铁Z局宣传队全名是“铁Z局工人阶级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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