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对本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段报纸，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 “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咸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还给他找媳妇，但是……这也是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的教导，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于是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侯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的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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