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时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的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我的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的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于是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挣一分钱。这样重的活，这样低廉的工钱，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除非万般无奈或者急需用钱，一般人是不会干这样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多久身体就会累垮。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经常下雪，雪融化后又结冰，把散装的玉米芯冻得如同冰砣一般。母亲在山下装袋子时，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里抠，把玉米芯抠出来装进麻袋里过磅。就是这种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因此为了抓住机会多挣点钱，我的母亲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个五十斤的装满玉米芯的麻袋，合计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个袋子，另外两个袋子则由别人帮忙放上去。当时干活的苦力中有一对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时期受尽迫害也不改信仰。为了谋生，母子俩也在太谷糠醛厂干活，母亲在山下装袋子，儿子往山上扛。那母子俩心地善良，看见我母亲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帮助母亲把另外两个袋子放在肩膀上。
由于把粮食都节约下来给了我和姐姐，我的母亲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个麻袋，加起来却有一百五十斤，几乎超过她体重的一倍。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麻袋，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一倍的麻袋，头都被压得要挨着地面，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就这样，羸弱的母亲为了我们家，遇到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拼命最少要背二、三百个麻袋上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大约重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块或者三块钱。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时，买了十几块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砖上七楼，人家两个搬运工张嘴就要一百二十块，一边搬，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挣的少。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三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一跺脚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三十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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