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年轻时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再加上祖父去世后长期守寡导致心理有些古怪，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非常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我母亲比我父亲整整小一倍，二人年龄差距达十六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特别是，当时父亲兄弟姐妹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单身和祖母住，这样父亲挣的工资就全给我祖母了，祖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一旦成家，肯定就得顾家，那么钱就不顺手了。故而我母亲过门后，我的祖母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祖母因为大姑病重正在北京大姑家住着。父母旅行结婚到了北京，二人进门时本以为老人会很高兴见到这个漂亮单纯的儿媳，都欢欢喜喜的。谁知祖母见到我母亲后，脸色一沉，把我的母亲凉在一边连饭都不招呼吃，就把父亲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审问”。我母亲被安排在阳台一张行军床上休息，听到隔壁祖母与父亲的争吵，再就是祖母用拐杖打我父亲的声音。可怜我的母亲当时才十六岁，本以为嫁了男人可以有个依*，看到这个情景，顿时如跌入冰窟。
等回到郑州以后，祖母就开始虐待母亲，每天让母亲把家里的一切家务都干了。吃饭的时候，还必须吃两样饭，我母亲得给祖母做好饭好菜的吃，自己只能干吃粗粮，连菜都不许吃一口。我的母亲年纪虽小，但从小挨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惯了，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想讨婆婆的欢喜。但越是谨慎，祖母就越欺负她，经常破口大骂，一遇到父亲在家时就天天念叨着“过不成，过不成”，弄得父亲成天心烦意乱，就把气撒到我母亲身上。
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会跟我的外婆那样善良慈祥，但不久就发现，祖母和外婆完全是截然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我的祖母非常残忍、自私、冷酷、欺软怕硬，甚至有些邪恶。那一年她一来我们家就欺负我姐姐，弄得姐姐放学后不敢回家，在路灯下写作业。祖母还拉拢我试图让我跟她一道欺负姐姐，可我不愿意，她就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甚至还给我栽赃，害得父亲发火打我，打时她还在旁边哈哈直乐。不仅我的母亲遭受她的虐待，而且我的婶婶、伯母，甚至姑父都曾被她虐待，但好在他们都有工作，因而除了生气、打架以外还没有别的。但是我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工作，寄人篱下，因而也就只能任其鱼肉。我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这样的人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一九六七年年末，我的大姑病故。祖母、父亲闻讯，去北京料理大姑后事。本来父亲要带我母亲去的，但祖母偏不让去，于是留母亲一个人在家。一个月之后他们回来，祖母一进门就开始生气，诬陷我的母亲肯定把她的白面偷到大姨家去了，还偷吃了她一颗白菜。我母亲刚刚申辩了几句，祖母就暴跳如雷、砸锅摔碗。我父亲本来就因为大姑的去世而正在心里难过，再加上祖母这么一闹，又听了母亲的申辩，顿时怒从心头起，伸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让母亲滚出去。
我的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在苦海中煎熬的二位老人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临上吊前，母亲还写了一个条子留给我父亲，上面有家里地址，嘱咐父亲等外公外婆问时就说是出意外死的，千万不要说是自杀的。刚吊起来时，母亲还能听到远处高音喇叭里的声音，渐渐地什么都听不到了……
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并且从她身上搜出了那张条子，随即按地址通知了我的父亲。等我母亲缓过气来，一睁开眼，就看到父亲焦急地望着她，而祖母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地说：“要死也是你自己要死的，谁也拦不住，政府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直听得围观的路人们愤愤不平，纷纷给予斥责。那件事情以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潼关的工程队里，母亲算是暂时逃脱了祖母的魔爪。
大概是祖母年纪不大就开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不容易的原因，我的父亲对祖母出奇地孝顺，甚至到了百依百顺，一句嘴都不敢顶的地步，有时明知道是祖母错了也不由分说地责怪我母亲。到了潼关之后，祖母三天两头来信，一会儿说眼瞎了，一会儿说腿瘸了，一会儿又说心脏病犯了，实际上都是张嘴要钱，总是闹得鸡犬不宁。我父亲孝顺，只要一接到信就长吁短叹、六神无主，于是就慌慌张张跑回去探望，却并没有事。但总是这么来回折腾，也颇为破费，冤枉花了不少钱，日子越过越困难。
后来我母亲怀上了姐姐，父亲当时又总是随单位或者宣传队流动不能照顾。二人想，有孙女了可能祖母会对母亲好一点，于是就把母亲送回郑州。谁知一等父亲走后，祖母就勒令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到离家一里以外的奶牛场挑水，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祖母心坏，故意每天都要换衣服，洗衣服时都监督着母亲，一直要洗到盆里没有一点泡沫才算，把母亲双手指头都撮烂了。
母亲怀我姐姐时孕期反应异常强烈，不能闻一点荤腥。可祖母非但不照顾她这个孕妇，反而还让母亲给她炒菜。我母亲一边呕吐得翻肠倒肚一边炒菜伺候祖母，还要挨她的骂。等到祖母津津有味地吃炒菜时，母亲才能自己擀点面条，用白水煮着自己吃。孕妇一般贪吃某一样东西，我的母亲当时特别想吃蛋糕，可祖母买了蛋糕一块都不给我的母亲。母亲只有在买菜时每次藏下一两分钱，慢慢地积攒起来，攒够了才偷偷跑出去买一块蛋糕。蛋糕买回来不敢让祖母知道，一个人躲到厕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后来，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其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于是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我的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的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母亲要回郑州生产，于是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推着我的母亲送到了道口街把母亲送上汽车（「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母亲所在村庄大约十六里远，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外婆在道口买了几只烧鸡，连同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小米，一同交给我的母亲，准备让她产后补补身子。结果回到郑州以后，不知为什么比预产期推迟了二十多天才生产。在这二十多天里面，祖母霸占了母亲带回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喝净了。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祖母又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有一个医生特别好，在她老医生的指导下，护士们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当时我的母亲除了头脑清醒以外，浑身都麻木了，根本就感觉不出疼来。姐姐因为憋的时间太久，哭不出来，护士就提着她的小脚丫，朝后面打了好几下，才“哇”的哭出声来。
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觉得我母亲可怜，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由于母亲极度难产，医生要求继续住院一个星期观察。在住院期间，祖母也不让父亲留一分钱给母亲，每天像例行公事一般送来三顿饭，放下以后扭头就走。同屋的产妇和陪护的家属都看不惯，在祖母来的时候都指责她，还把自己家送来的鸡蛋等东西塞给母亲吃。祖母看了勃然大怒，说这病房里住着“牛鬼蛇神”，才住了三天院就非要我母亲出院。
我的母亲因为难产，子宫收缩不了，当时还不能站立、行走，可祖母在她回家第二天就叫母亲收拾房子，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到院子里去洗被子，我的父亲就眼巴巴地看着，一声不敢吭。晚上睡觉时，下腹痛得简直就要如同刀割，母亲只能慢慢扶着床，一点点往下坐，才勉强能躺下。即便是生了孩子，祖母仍旧要母亲做两样饭，给她做好饭好菜，母亲吃白水煮面条。
我姐姐是冬天生的，出生没多长时间春节就到了，那一年父亲和叔叔都回来过年。祖母又让母亲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把过年的食物全部准备好。一直忙到除夕晚上才最后忙完。就在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休息一下时，祖母却突然对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娘家去吧。这句冷冰冰的话，对母亲来说就宛如晴天霹雳：都大年三十晚上了，哪里还有车回二三百里以外的滑县？那时大姨虽在郑州，但病得很重，要是去大姨那里让大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大姨心里会多难受？母亲顿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想到自杀，于是心一横，一言不发地抱起我姐姐走了出去，准备和姐姐一起卧轨解脱。
我父亲虽然不敢在祖母面前说个“不”字，但实在放心不下我的母亲，偷偷跟了出来。父亲说，别回老家去了，还是找个旅社住下来吧，等年过了就领你回工程队去。可当时已经除夕之夜，街上的旅社大都已经关门了，他们俩在街上转了半天，最后在火车站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可是父亲所有的钱都交给祖母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当时郑州还有那种寄卖店，大年三十也不关门，于是父亲到寄卖店把自己的手表卖了，给母亲交了店钱，还给母亲留了三十块钱。临走，父亲担心母亲出事，再三叮嘱旅馆服务员帮忙看着母亲，所以母亲出去吃饭时，旅馆派了一个服务员寸步不离地跟着。此后几天，父亲每天只能对祖母编谎话说去同事家里串门，偷偷跑出来看看母亲。
此事父亲一直瞒着祖母，但没有瞒着我叔叔。叔叔当时尚年轻气盛，知道后跟祖母大吵了一架，离开家到武汉找我大伯去了。事已至此，父亲也只得把母亲接回家里，又忍了几天，父亲和母亲就回潼关工程队了。
我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虐待、奴役他人，不光是儿媳、女婿，甚至自己的孙子、孙女。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但她走到哪里，哪家都不得安宁，最后竟无一人敢收留她，只得住进敬老院里。所有的子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条件都是决不能来一起住。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候，虽然也知道祖母和我同在一个城市里，但为了我母亲以前所遭受的那些罪，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一九九六年年初的一天夜里，祖母死在敬老院里，时年九十一岁，死前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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