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大兴安岭，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人处在那个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还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频繁惨烈。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严壁垒，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一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万岁！”“誓死捍卫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随着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十大总部的后台“百万雄师”倒台，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后来，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我父亲在郑州街头曾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河造总”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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