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我的父亲解除劳教，被安排在新河农场就业，当了一年农场职工。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父亲在回家探亲时恰逢东北铁路工程局（「注」该局系建国初期组建的铁路工程单位，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东北铁路工程局”，七十年代改称“铁道部第Z工程局”，简称铁Z局，父亲参加铁路时，该局还叫做“东北铁路工程局”）在郑州招收工人，就报名参加了铁路，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
在去东北报到的路上，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们坐在火车里，怀着对建设边疆的浪漫幻想和兴奋，有说有笑，一路欢歌；有些知识青年还吹起口琴，拉起手风琴。等到了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见到车站上敲锣打鼓，红旗飘飘，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于是大家更兴奋了。本来一路上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怎么正经吃顿饭，人们都想着要饱餐一顿，再美美睡一觉，就奔赴工作岗位。谁知每人只发了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就又让人们坐上闷罐子车，继续向前开去。走着走着，前面到了铁路终点，于是又下火车改乘汽车。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父亲往远处望去，只见黑黢黢的一片大森林，无边无际。远远的看到有孤零零的一盏马灯，车上带队的人就拿出花名册，点几个人的名下车；每到一盏马灯前，就有几个人下车，父亲他们几个是在最后一站下的车。下车后，只见林间空地上有一个帐篷，挂着一盏马灯。进了帐篷以后，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床铺和被褥，只有一些由白杨树枝钉成的木排放在地上，上面铺了一些草，这就算床了。白天还在欢声笑语的工人们，此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了。
渐渐地天气冷了起来，工地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洗澡，人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后来单位发了御寒的羊皮袄，羊皮的味道吸引了森林里的狼，每天晚上围着帐篷转，多的时候，从狼嗥此起彼伏的声音来判断起码外面有几十只狼。有些狼还用爪子刨帐篷，“哧，哧”的声音搅得人无法入睡。于是工人们都起来，拿着木棒铁棍，冲出去打狼，可是狼是一种很机敏的动物，每次人们冲出去，却见不到狼的踪影。
起初，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Z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一、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的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 “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了，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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