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郑州，开封转为省辖市。省会转移时，迁走了许多单位和五万人口。当时开封市才二三十万人，迁走这么多人一下子使得开封的市面显得萧条起来。开封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重镇，从此之后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现在市区也不过八十万人口，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无足轻重的中小城市。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肃反运动废止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畅所欲言。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党都号召了，我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虽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中受到冲击，但他那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不过，当时才二十二岁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一再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在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被领导看上的年轻女人并不愿意嫁给一个跟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大的首长；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就反复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为筹码迫使女方就范。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父亲当时涉世不深，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父亲的一位领导恰好属于这种情况。当我父亲的话出口后，这位领导立刻感觉到父亲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本来就感觉父亲这是跟自己过不去，此时在大会上又这么发言，更觉得刺耳。于是，领导就没好气地插话说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亲就反驳说这是不道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说着说着都越来越激动，开始争吵起来。最后领导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厉声叫道：“国之杭，你给我闭嘴！”我父亲一听，不但没闭嘴，反而更生气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现在党要我们大鸣大放，你这是在压制群众，搞一言堂！”那次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那位领导虽对我父亲这个才转业来几个月的年轻人异常厌恶，无奈当时要整风，却也只有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强作欢颜，却等待机会报复。
我父亲和这位领导的争执，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按照现在人们的观点来看，人家要找年轻一点的老婆就让人家找呗，只要不挖自己的墙角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而那位领导则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害一个年轻人一辈子。但是，当时处于那么一种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非常信任，自认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助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而“反右”运动的突如其来，连那个领导自己也不清楚，报复一下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会给他一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做出一副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样子的领导们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在“引蛇出洞”这条毒箭的射杀下，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新婚仅仅四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够格。于是在领导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罗织编造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五年，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开封市相国寺剧场召开了全市文化系统批斗宣判大会。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文化系统里揪出来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被处理的人深刻感受到“专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坏分子”早就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押送他的几个人见他如此不老实，就硬拽着他的头发往下按，让他低头认罪。我父亲也是火暴脾气，拼命往上昂头，于是头发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来。
令我父亲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坏分子有杀父之仇一样。制度就是这样使人变得冷漠残忍，人人为了保全自己，对陷于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令人生畏，谁也不敢直说罢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还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挖空心思“揭露”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有一段时间，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好，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领导见状，觉得大姑没有培养前途，也就只得遗憾地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不久后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极差，菜洗得也很不干净，菜汤上居然还浮着一层蚜虫。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喝呀。”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下的指示，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政治的进步和民众的道德水准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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