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后来觉得实在是过于“不着天地”了，于是渐渐地想当一名医生，又想考军事院校当军人，最好是当军医，鱼和熊掌二者兼得。结果到了初中毕业前体检时，我竟然被检查出来是色弱。我原来学绘画时，一直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但到了体检时，我横看竖看就是认不出花花绿绿的色盲检查表上的某些数字。因此，我也就死了长大做一名医生或军人的心。虽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
从二○○○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或高烧。开始只以为是从山西来武汉水土不服，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时间里，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二○○一年三月初，父亲又一次发起高烧，外带胸腔剧烈疼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心肌炎”，住院治了几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痛了。后来医院发现父亲胸腔积水，又怀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父亲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A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父亲的病，竟然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闻所未闻、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怀着一丝侥幸，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复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最后一份确诊报告也是A医院出的，我拿报告那天，检验室几个医生正在闲唠。把那份沉甸甸的检验报告递给我时，一位化验员一边嬉闹，一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个病就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当即心头一沉，然后又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化验员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连路都不能走了。后来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她的高压达到了二百二十，低压达到一百五十；幸亏发现及时吃上降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母子一直把这个消息瞒着他，只告诉他这是一种发展很慢、通过化疗可以治愈的病，即使无法治愈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长的有二十多年的。父亲乐观豁达，知道母亲血压高还宽慰母亲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得这病的也该死了，你还急个什么呢？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见见孙子。
表面上母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只有我们母子见面时母亲就以泪洗面。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说：本来到武汉落户，还想帮帮你们，却没想到竟然得了这么一个病。既然这病这么贵，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宽慰母亲说：“妈，赡养老人是我们下一代的义务。别说现在咱们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这样想的。”
就这样，我父亲住进了大名鼎鼎A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我父亲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父亲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那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我父亲回答说：“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干不是大款。”于是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现在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注」加床是医院在病床紧张时，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
我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位叫陈敏的网友，是《刘文采真相》和《历史的先声》等几部书的作者。陈网友的妻子就在这家医院的挂号处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非常热情而真诚的人。本来我和陈网友也就是在网上聊过几句天，此时人家知道我父亲住院的消息，赶紧跑过来帮忙。当我们来到住院部时，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临时搭起来的矮小而狭窄的行军床，心想在这种环境下不利于父亲养病。因此，我和陈敏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干部病房”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公仆”，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或自己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父亲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由于我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父亲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我父亲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一件事：当时，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头痛哭时，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神圣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发户那样显得富态奢华；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总是非常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我父亲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来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医院的大门时，居然还看到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顿时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医生护士冷冰冰，一旦没钱把药停；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花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二○○二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一般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一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我父亲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父亲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衣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父亲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父亲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衣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父亲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父亲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通过各种途径都了解到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父亲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父亲心里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亏得父亲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话以后，会怎么样？
父亲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父亲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大概十多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稍事休息以后就可以自己行走。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也没征求我父母同意就让学生给父亲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父亲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七八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我父亲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父亲足足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出院结帐时，我母亲发现：那些个实习学生们骨穿时戴的八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父亲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二○○一年时才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我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后无奈地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啊。”我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一千五百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那个大学生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父亲停了药。母亲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武昌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十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亲和父亲就只得不熬夜打针了。
从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亲在A医院一共化疗了十一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九千元，少则八、九千块，一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出院时带的药，大概也有三万多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也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后来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不是。我父亲自二○○二年四月转院到B医院以后，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三、四千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父亲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A医院定价是二十七元一盒，在B医院定价是十六元一盒，而在不同的药店里则只卖七元到十三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A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百分之四百。而且，这也不是偶然现象，我父亲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价格贵出很多。
二○○一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湖北××制药集团的李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上级生病，就买了一盒抗生素吃。李董事长跟我们谈话时见到这盒药，出于职业习惯就问多少钱买的，我的上级就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李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听了他的话，我和上级顿时目瞪口呆。李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好多药，成本价与售价之间至少有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更高。”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我父亲在A医院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还有一些药，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护什么的。有时，竟然同时打两种护肝的药物。臧教授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父亲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我父亲一年后转院到B医院时，给父亲治病的陈教授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父亲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可以说，A医院在十一个疗程里每次都开这么多处方，是不对的。”
每次化疗结束后一两天内，父亲都会出现高烧症状。其实，包括父亲，每个化疗结束后的病人都会发高烧，这是身体对化疗本身的正常反应。后来我们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双氯芬酸钠”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这种“双氯芬酸钠”在药店里只卖十多块一盒，每次化疗用不到三分之一。可是当时我们却不懂，于是当臧教授说这需要输抗生素、留院观察时，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照办。本来父亲得这个病之前很少病，打廉价的青霉素就特管用。可是臧教授却只开一种叫“舒服申”的特效抗生素，每针一百五十块，一天要四针，最多时打六针。于是，父亲每次化疗结束后都要打十八针“舒服申”，药钱加其他乱七八糟费用，一次就要三千多块，在A医院的十一个疗程里有十个疗程是这样的。其间，还是要*“双氯芬酸钠”退烧。到了第十一个疗程，我父亲嫌太贵而坚决不肯打“舒服申”，化疗完立即出院回家。到家里发烧用“双氯芬酸钠”以后，我们才发现其中的奥妙。由于用“舒服申”太多，我父亲后来感冒发烧时打一般的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完全没用了。
还有，臧教授每次都给我父亲开一种叫“贞芪扶正颗粒”的药，说持续服用这种药对于改善人体状况，增强免疫机能非常有用。这药在A医院药房售价四十五元左右，累计一年里父亲一共吃了一百多盒，共花去了大约五、六千多元。后来我通过一份医生揭露医院内幕的文章才发现：“贞芪扶正颗粒”属于一种“万金油”性质的药，虽然可能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实在不是治疗的必备药，也对治疗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药实际的出厂价仅七元左右，在医院却以高出其出厂价的六、七倍的价格出售。
方法三，真实的谎言。
当父亲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我们转到B医院后才知道，如果浆细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疗。这样做，一是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二是可以使化疗间隔大大延长，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三是减少化疗次数，防止产生抗药性，也就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然而，臧教授对干扰素的事情却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亲不断化疗。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儿女的，都盼着父亲好，又不懂医，所以人家臧教授让化疗就赶紧化疗，一天也不敢懈怠。后来，当父亲转到B医院之后，给父亲看病的陈教授看了父亲的病历，摇着头说：“唉，化疗次数实在是太勤了，这对患者今后化疗非常不利。”果然，当陈教授他们着手给父亲化疗时，发现已经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效了。
在A医院期间，我们发现：臧教授对我们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隐瞒实情。父亲第二、第三次化疗时，住我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杀鱼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却引起了破伤风，又由破伤风转为急性白血病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老工人一直高烧昏迷着没醒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案就是没法退烧。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良心的医生就应当建议：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宽余的话，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疗算了。那一家子人很亲的，根本摸不清医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药。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怀，人家正巴不得给你用好药呢，那样回扣大大地有。于是乎什么贵药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里花掉了二十来万，花掉了那家子最后一个子儿，没钱也就停药了，最后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属临走时质问臧教授：“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气壮：“不是你们要我用最好的药吗？我尽力了，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维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没醒过来的生命，用掉老两口和子女的全部积蓄，这家子人恐怕连给老人家办后事的钱都没了。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来的患者，因为在乡镇企业当油漆工苯中毒而导致了白血病，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垮了。那家人东拼西凑了四万块钱治病，因为缺乏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跟臧教授谈话时交了底牌，说自己只有这么点钱，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听了，就含含混混地说：这个病，四个疗程“差不多”可以好，一个疗程大概一万。当时我母亲坐在旁边，听了直纳闷：不是说治白血病要很贵吗？怎么这次出了鬼，这么点钱就可以治好？母亲还直以为臧教授发了善心呢。后来那个患者化疗了四个疗程，花掉了恰好四万块钱。没钱了以后，臧教授让他“回家慢慢养”。不久以后，父亲在化疗时，听病友说那个农民已经死了，留下几万块钱的债务给他的亲人背着。
臧教授看病时还喜欢看人下菜，那个农民四万元的医疗费对见过大世面的臧教授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有一个电信局干部，姓刘，得了跟我父亲一样的病。但电信局效益好，是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臧教授一看，好哇，来了个冤大头，于是每个疗程都拼命加“好药”，一次化疗就花了他将近五万块钱。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亲离开A医院转到B医院时，姓刘的已经花掉了将近七十万了。同样的病，同样的病房，费用差距却这么大。可见臧教授对我们这个小康人家，还算是下菜下得很准的。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
所有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们首先会让你做一个又一个检查，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来检查作为诊断的依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院为了多赚钱，强迫医生让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有些检查是不过是多花几个钱而已，比如心电图；有些检查则是有害的，比如频繁的X光透视。
自从我父亲住进A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那些检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他们让父亲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父亲第二次化疗期间，要父亲做骨扫描，花了六百多块。其实我父亲这个病臧教授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臧教授还是要我父亲去骨扫描，等到结果出来，父亲问臧教授有什么结果，臧教授说：“哦，更加确认了你是多发性骨髓瘤。”我父亲一听，心想：你没确认我是多发性骨髓瘤给我化疗干什么？于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问了那个科的另外一个主治医生李大夫。那个李大夫还算有点良心，看左右无人就偷偷对父亲说：“这个检查确实没有必要，你这种早就确诊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还有一次是个实习学生，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开了张单子要我父亲第二天去做个胸透。其实我父亲在住院前、住院后，因为胸部疼痛，一再误诊而已经连续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干吗冷不丁的还要胸透？我父亲觉得其中蹊跷，坚决不去，那学生见状失望地走了。我估么着，那学生估计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状况，可惜我父亲没满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帐单。
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医院的帐单就是这未解之迷中的一个。每次从医院拿来帐单，我和我母亲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仔细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还是一头雾水。间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个实习生的手套费用问题，我们看出来了，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不得不没好气地退还了这些钱。然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那么这些迷人的帐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也是这么可爱，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会犯这种“美丽的错误”，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当然，帐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帐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前面提到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碰到了那个归国不久的女医生，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医院和医生拿患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只是刚刚开始拉肚子发烧，还在做一些常规的小治疗，也就没当成回事。当我们频繁地开始与A医院打交道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医生所言不虚。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我们这样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也忙着升官——就在父亲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亲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玛法兰、阿霉素、表阿霉素几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父亲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我们不懂医，想象不到父亲的骨头脆弱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母亲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节，我父亲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压迫性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我父亲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父亲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到了跟我们单位关系很好的B医院的领导，让父亲转到了B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父亲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疗效果的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用的药。也算我们运气好，B医院的主治大夫陈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医嘱非常细致。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每当父亲在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每次我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父亲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用后父亲在二○○二年和二○○三年期间状态还非常不错。而且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父亲化疗将浆细胞控制下来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父亲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二○○一年的十二万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万多元；加上几年里零零星星地买药看病，这几年为父亲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万元。后来母亲出于感激，每到逢年过节时都带着好烟和钱去看望几位医生。陈教授把烟收下了，钱则坚决不要。他再三感谢母亲来看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但钱我坚决不要。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要了人家患者的钱，我们医生的人格就没了。”
然而，父亲在第一年里经历了过于频繁的化疗，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失去了效果，而且父亲的身体也元气大伤。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长而炎热，父亲先后两次感冒，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亲人和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父亲的生命。二○○四年清明节前夕，一生饱经风霜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我含泪送走父亲之后，我禁不住咬牙切齿地想起那个谋财害命的臧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玩忽职守，父亲本来可以再与我们厮守一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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