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不错，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大楼里的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行长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液晶屏幕电视。行长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办公楼盖得如皇宫一般豪华，但行长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牛行长呈报。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人员多半从银行中招募。当时我听说银行的组织机构要有重大变动，想着与其在这里喝西北风、被人扒来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机构里去试试。于是试着我提交了一份申请，结果被选上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H公司。
我临走前两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那天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计较，我从来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快活，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爱护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也不那么令人憎恨了，他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武汉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愿行长能够安息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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