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那几年，尽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因为祖母的那些恶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到上班以后也依然如故。祖母当时住在汉口郊区岱家山的一个敬老院里，每个子女每月出二百元钱交纳管理费和伙食费，剩余的作为她的零花钱。大伯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见祖母，就由已经下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给她送钱或者买点零食。其他子女，每个月每人再出五十元给堂兄作为辛苦费。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单位找我，对我说祖母去世了。
虽然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她，但作为晚辈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尽。于是，我和堂兄来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们来到祖母房间里，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张脸上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见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祖母是冻死的。不过，我也不打算深究。
我打电话给父亲通知了祖母的死讯。所谓儿不嫌母丑，父亲一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闻讯也哭了一场，不过母亲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这个人太坏，本来儿孙们都很孝顺，但硬是没办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母亲一边哭，一边给祖母缝制了入殓用的内衣内库，交给父亲捎过来。
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武汉。一见到父亲，我就觉得有些心酸。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焊灯，几个月都不理一次发，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三、四寸长；脚上的皮鞋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又脏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亲、堂兄和我三个人去火葬场送她。在进炉之前，父亲哭着给祖母跪下磕头。我本来不愿意给祖母下跪，但为了父亲，我也给祖母跪着磕了几个头。当时我也流了眼泪，不过这眼泪不是给祖母流的，而是觉得父亲母亲一辈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儿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办完祖母的丧事，我就带着父亲理了发，又带着父亲上商场里买了一双三百多块钱的“森达”皮鞋。父亲嫌这皮鞋太贵，我硬是买了。父亲喜欢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给他买了六七斤给他带回家吃。晚上，父亲和我一起挤在我宿舍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父子俩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父亲回家以后，高兴地跟母亲说，儿子长大了。
祖母的几个子女都恨祖母，祖母死后谁也不来看一眼。于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汉落户以后，给祖母扫墓、交骨灰寄存费的事情全都落到我们家头上。到后来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没法动弹了，就由我母亲给祖母扫墓。祖母当年虐待我母亲是最凶狠的，最后却只有我母亲来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乡风俗前辈不葬，后辈是不能葬的。于是，也是我的母亲，把祖母的骨灰带到了汉口龙王庙，为她烧了纸以后把骨灰撒入滚滚长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从又武汉顺流东下，也算他们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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