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来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参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于是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赶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开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郑州下车再转乘汽车去滑县。
那时社会上已经被急功近利的氛围所笼罩，到处呈现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现象。到了郑州以后，我到汽车站坐上一辆郑州开往道口的中巴车。上车时，那个中巴车主对我赌咒发誓说马上就开车，于是我就相信了他买了票。结果那中巴竟然从中午十二点晃到下午两点半才开车，到了郑州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时又说还要进去拉货。我在车上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要求退票下车。那个车主把钱攥到手里了，就不愿意退票。于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中巴车主少给了我五块钱让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又打了一辆面的回到长途车站，找了一个国营班车坐上，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国营班车守时间，准时发车了。等汽车走过黄河大桥，上来几个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里散发出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一个人还坐在了我的旁边，一身的腥臭味。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出门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头伸到车窗外躲避那股臭味。
等汽车走到滑县境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不认得路，就起身对售票员说：等到了小铺公社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我说完这话坐下以后，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推了推我，问：“你到小铺弄啥咧？”我没好气地回答道：“回家呗。”那人又问：“啊？我也是小铺的，你是哪个村的？”我一听是同乡，态度就稍微好转了一些，说是哪个哪个村。他听后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试探着问：“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听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亚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这么一说，这我才想起来有这么个还没出五服的亲戚，小时侯还抱过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时候，他也常来家里照料。农村亲戚多，我只记得名字，不记得长相。他本来记得我的长相，只是我这上大学的几年瘦得厉害，已经完全脱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边大半天，愣是没认出我来。
一认出我，多妞舅就热情起来，跟我讲了好多家乡的事情。他讲到现在种地不挣钱，负担又重。他自己的职业就是每天到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转悠收罗瘟鸡死鸡，然后再卖给道口那些做烧鸡的个体户，一只死鸡一两毛钱收，五毛钱卖。发生鸡瘟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天可以收罗四、五百只死鸡，除去成本赚一百多块钱；生意不好时，他们就弄点毒鼠强拌在粮食里，趁黑夜撒在各个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鸡子吃了中毒死亡后，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收购。有些时候，有些鸡子死了以后都被埋了好几天了，他们还挖出来卖。那个麻袋里散发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罗的死鸡散发出来的。
多妞舅认出了我，就劝我说现在劫路的多，晚上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鸡卖了再一块搭伴回去。我一听，也就同意了。等汽车到了道口，我随着他一起来到一个家做“道口烧鸡”的个体户家里。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着一片一片的死鸡。借着灯光，我看到有些死鸡的肉已经呈现出黑色，有的还露出骨头，显然已经高度腐烂了。院子里支了一口烧沥青的大锅，里面是沸腾的卤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鸡的香味。多妞舅还告诉我，为了让烧鸡快点熟以增加产量，这些做烧鸡的还往锅里放火碱（「注」学名氢氧化钠，具有强烈腐蚀性）。先辈们千辛万苦、兢兢业业地打造出来的 “道口烧鸡”，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名扬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被这些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不肖子孙们肆意妄为地糟蹋着。
多妞舅接过了个体户给的死鸡钱，数了两遍，就跟我说，咱们先去吃饭吧。于是我们二人来到外面一个下等餐馆，一人点了一大碗面条。吃饭时我问，那些商场超市里摆的“道口烧鸡”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多妞舅一边呼噜呼噜地吃面条，一边回答我说，现在哪里不是这样，越是商场超市，越是拿包装骗人，这些包装在做烧鸡的人家里都有，以后自己不要买“道口烧鸡”吃就是了。我听了以后，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反胃，因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学们到鸡公山旅游时，我还专门买了一只“道口烧鸡”尝尝家乡的风味。一想到这里，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了。
从道口到老家有将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骑个破自行车带着我。路上他又跟我讲了一些农村的事情。说到邻村有个国民党老兵，四九年离家到台湾，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辗转找回了家。那个老兵父母已经在文革前后去世，还有两个兄弟健在。这两兄弟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第一次见面就带着两大家子人去道口的县台办的宾馆里，每家都拎了一个大编织袋，是打算装钱用的。分别五十年的兄弟一见面，那个老兵是老泪纵横，可他的那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却连一点久别重逢的感觉都没有，张嘴就问老兵带来的钱在哪？怎么个分法？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一家一半分？把这个老兵问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湾混得还真比较成功，回来时本来是带了不少钱，但是一问明白后，就如同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呆若木鸡。后来老兵花钱给他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坟墓，立了个大碑，请了戏班子给父母唱了几天戏以后就走了，一分钱也没有给那两个拿着编织袋等着分钱的兄弟留下。临走那天，老兵趴在父母坟头痛哭了一场，说，叔，婶，你俩保重，儿以后再也不能回来看你们了。那两个兄弟和家人都不识趣，等老兵临上车时还后面追着人家问，钱究竟在哪儿？
等到了舅舅家里，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舅舅一见我来，很是吃惊，说外公的三周年祭祀已经搞过了，我母亲和大姨都已经回去了。我一听，顿时觉得非常懊悔：因为我愚蠢地把外公三周年记成了阳历，却没有想到农村是按照阴历来过的，我自然是来晚了。于是我一个人来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头上，过三周年时那些纸钱、白幡都还在。当时，外公已经去世三年，外婆已经去世九年，但我来到他们坟前，抱着他们的墓碑，摸着墓碑上所刻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想起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眼泪依然止不住地刷刷往外流。舅舅在家等了我两个多钟头不见回来，怕天黑我一个人出事，就和他小儿子一起打着手电筒找我。到了坟地看见我还趴在外公外婆坟上痛哭，就连拉带劝地把我拽回家去了。临走，我擦干眼泪，恭恭敬敬地给二位善良慈祥的老人磕了四个头。
回家后一看表，发现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于是我洗了脸以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问了舅舅一些农村的情况。舅舅说，农村现在总的来说日子比以前强多了，都能吃饱；卫生条件也改善了不少，虱子已经绝迹了，但跳蚤还有；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但是也有问题，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了，化肥、种子、农药价格都在涨，可农产品收购价不涨，一亩地辛苦一年，除掉成本挣个二百块钱就不错了。摊派也越来越多，前一段县里要修公路，自己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个残废，也还要服一个月的徭役，连干粮都是自己带的。现在村子里能挣到钱的，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是类似你多妞舅那样，收罗死鸡子搞歪门邪道的。
我又问了计划生育的情况。舅舅说农村计划生育搞的很猛，查到超生就抓人，媳妇逃走了就抓丈夫，丈夫逃走了就抓公婆，公婆逃走了就拆房扒屋夺东西。现在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口号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意思是你想死就死，人家不管。搞计划生育的干部一来，就跟当年鬼子进村一样，村子里以敲锣为号，孕妇纷纷逃命。有些家里害怕扒房子，年轻人逃走，老年人留下。于是计划生育干部就把老年人抓到公社，关到仓库里，男男女女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臭气熏天。有一段时间，计划生育干部开着大卡车，上面就有手术台，见到孕妇也不管是不是头生，当场就引产。有些胎儿都个月了，也要引产，刚引产下来人都还是活的，不一会儿就死了。我又问，那计划生育的成果怎么样？舅舅回答说，没用，该生还是生，农村人没事就喜欢生孩子。现在村里有两个孩子的都算少的，一般都是三个，多的还有五六个的。
我还问了问村里教育的情况。舅舅说，我当年就读的村小学已经撤了，全部并到落庄学校去了；公社的高中也撤了，只剩下初中。现在一般的农村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毕业，而且教育质量很差，老师也不好好教，跟自己当年上初中相比水平差多了。我这个人一向最关心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质，此时听了舅舅的话，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至于村子里的社会风气，舅舅则说：村子里一直有不孝敬老人的坏传统，当年虐待老人的那些人现在也老了，轮到下一辈虐待他们，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恶性循环。村里的年轻人都学会享受了，抽烟喝酒都会，而且喜欢抽高级烟，喝高级酒。年轻人多半好逸恶劳，没钱了就结伴到外面劫道。至于文化娱乐，不是看香港的武打片，就是看黄色录象。
此外，舅舅还跟我讲，有一个文革时期整了我外公外婆的“亲自家”，曾经跑来找舅舅要求“分客”。什么是“分客”？我不明白，经舅舅解释我才知道，由于大姨和我们家都在城市，回乡时经常带一些礼物和钱给舅舅，那个人没有亲戚在城市，于是理直气壮地跟舅舅说要把我们家分给他，以后我们回乡要给那个人带礼物。听了舅舅的描述，我简直不能理解这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说出的话。只有一个解释：穷疯了。
跟舅舅谈了这么半天，再联想起返乡路上所见所闻，我心里一阵难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好的变化有目共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却日益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异化，当官的鱼肉百姓，老百姓道德沦丧。舅舅讲完农村的这些事情以后，就对我说，农村也没啥好东西，我给你炒一点花生带回学校吃吧，说完起身到厢房里取出满满一塑料袋花生来。那些花生粒粒饱满，都是舅舅从收获的花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舅舅和我来到厨房，把柴火生着，往做饭的大铁锅里倒进沙土，再把花生搀进沙土里，用铁锹不断地翻，我则默默地坐在灶台前往炉火里添柴火。舅舅有一只眼睛因为工伤致盲，另外一只眼睛也只有0.1的视力。看着苍老的舅舅费力地翻着沙土为我炒花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我心头涌动。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