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互相推委，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再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尽量多装，因此每天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我坐在车上，虽然非常困，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八点半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一个半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我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着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给他们买烟、塞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执法，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好在母亲这个人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那帮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这个地方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今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点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最后一结帐，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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