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一直都在想，老是遇到这些问题的人真是幸福，他们有很多篮子，也有很多鸡蛋。
我就从不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有很多篮子，绝大多数时候却只有一个鸡蛋。我常常为把那个硕果仅存的鸡蛋放在哪个欲壑难填的篮子里犯愁，有时甚至恨不得变成个魔术师，层出不穷地把鸡蛋从漂亮的西服中顺出来。
当然这也是个很悲观的问题，因为我连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要用我的那些衣服接二连三地把鸡蛋变出来，这把戏我是注定玩不来，因为我的那些衣服是——唉，什么年代置办的，不说也罢！
篮子多而鸡蛋少，所以我就使用齐人策略，有蛋就吃了，把蛋壳放到不同的篮子里，而且绝不去解释为什么。生活中保持一定的沉默这一点很必要，因为大家会以为我也有很多蛋，至少认为我并不缺蛋吃。当然摊上现在这年头，有人认为我这是行为艺术那也不奇怪——这和我的沉默就相得益彰了，还能提升档次，何乐而不为呢！
在别人为那些哲人之蛋发愁的时候，我常常是找不到下蛋的鸡而发愁，我就是这么一个被时代所淘汰的人。我到哪里总是一个旅行包，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就是那些变不出鸡蛋的衣服，和几本连蛋壳也变不出来的不合时宜的书！我总觉得搬家是件奇怪的事，人们一边强调不要追求身外之物，保持精神与物质之距离，一边又大包小包地把物质拉近自己，好像它们会和自己百年好合似的。我的“奇怪”当然其实并不奇怪，只不过是我的大脑不够用而已。这一点我总是在到了一地重新置办物件时才意识到，人都说自知难，这话不假。不过我的难并不是我无法认识自己，而是“自知”的时候手头总是很紧，自知时很难！请我帮忙搬家的人都会说我适合搞社会主义：多快好省！不过事后他们大多叫苦不迭，悔绿了肠子。
我个头不算很高，容貌也不出众，老是有人说曾经在哪里见过我，甚至有人惊呼似曾相识，经历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如果你长了一副贱民相，丢在人堆里非请出家父家母就找不出来，找到了也不敢被确认，那是很容易惹人疑惑的。如果你还比较随和一点，没有架子，让人第一次和你见面不觉得拘束，那他认为你是个老朋友确实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说到底，谁让咱中国人这么多，形形色色的都有太多重复的呢！
在北京打工的时候，我一去就给公司干了好几样活，老板给我起了个外号：万金油！他本来的意思是我什么都可以干得来。我想大家都知道汉语对万金油的延伸，意思是遇什么事都可以上去糊弄一下，但什么用也不中。我不同意这个评价，因为我的专长和我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和稀泥，我指出老板用词不当，但是这无法改变这个小学没毕业的研究生老板对我的评语。我呆了几个月后，老板干脆叫我“小万”，后来为了显示他亲近手下人又把我变成“老万”了，还逢人就得意地把我拉出来炫耀自己贴标签的功力，好象我是他柜台里的展品。
我很郁闷，觉得自己像是被封进了罐头里的鱼，标签上却写着“什锦”。呆在那里很不得志，我就辞了职，老板这时很惋惜地说：“失去了才知道可怜——哦，不是，是可惜！老万哪，其实今天我才知道，你不是老万，也不是小万，你是大腕哪！”他的话我只同意一半：我不是老万，也不是小万。我对他说我也不是大腕，我叫小田，就背着我的小包再次流浪了！
我接下来找的工作有一个很舒心的环境，我干得也不错，得到了老板的赏识，用他充满色情意味的话说就是“狠狠地欣赏着”我。老板长着一副很讨女人喜欢的脸，颈光衣靓，头发梳的油光水滑，用我们员工们的话说那就是苍蝇拄拐棍都爬不上去。他没事就请我们这帮手下去吃饭唱歌什么的，工资从不压月，都是每月十号前发，从不拖欠。他会和男人谈布兰妮、希尔顿，和女孩也会大谈国内的阿汤哥和国外的阿汤哥的帅点。除了钱总往女人身上糟践之外，老板还是个不错的人，至少他没和老婆提离婚的事，要知道他设施高档的办公室都成了他的第二战场了，以致我们员工对他办公室一致的评价是：“劣迹”斑斑，满目疮痍！当然，我认为他不错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从不给我胡乱起外号。我在那里干得挺开心，也很卖力，但是，就在我即将被提拔的前一个月，我被老板娘开除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窝火，说起来也有点费劲，但是还是要解释一下，免得在我的简历中留下污点。
事情是这样的：老板让我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装上摄像软件——也不知是被哪股邪火烧的。我替他装好了，告诉他初始密码，并嘱咐他要更改密码，他满口答应了，那一个星期他都很开心地让所有员工提前下班。这本来是个简单不过的事——监督员工是很多老板的癖好，所以谁也没多想什么，每天就高高兴兴地早早回去了。结果下周一我们上班的时候发现老板娘竟然大驾莅临指导。老板娘身高臂长，让我辈高山仰止，如果砍去一半体重那绝对是打篮球的好材料，属于让人过目不忘的那一类型。透过人缝我看见办公室一片狼籍，蓬壁生灰，老板娘把人拨拉来拨拉去找着什么。我心里隐隐就有不祥的预感，转身就想开溜，但是被老板娘一眼就扎上了。一见到我进门，她双臂一振，我的面前豁然开朗。老板娘三步两跳就冲过来，让我疑心她搞过跳远。她一把就揪住我的衣领狠狠地往上提，那架势如果没有天花板，她会把我提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去。那一会无法脚踏实地让我很不踏实，心如鹿撞，像是被一个力大无穷的新娘当众抱上马的新郎，又羞涩又恐惧。老板娘死活要我说出摄像软件密码打开摄像纪录，我本想说密码已经被老板改了，但是一见老板那哀求的恐怖眼神和让人眼馋的酱牛肉脸，就知道大事不妙——他没改密码，也没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监视员工。
我相信报应，我觉得老板和他老婆回家后将会上演的全武行是一种报应，是对他的必要惩罚，也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密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好在那时我虽然头顶着天花板，但是脑浆没顶，就艰难地说密码很长，我记不得了，是在安装盘上。老板娘恶狠狠地盯了我好一会才把我放下，吼道：“去找！”我狂喘了几口气才缓过来，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张盘，老板娘刀子般的眼神一直顶着我。我把光盘放进光驱的时候，老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活像个饥不择食的色情狂，他用变了调的颤巍巍的嗓音问道：“你没记错吧？”我对他说放心，就是这一张，他才很不情愿地松了手。这时老板娘正在翻我的抽屉，等她发现我拿错盘的时候我已经把光盘放进去了。她拿着真盘愤怒地朝我冲过来，但是老板比她快了一步，他放开我的手抓过鼠标冲着光驱里的文件一通狂点。
——那是张病毒标本盘，等老板娘跑过来时，可怜的高性能电脑当场就黑着脸光荣牺牲了！
老板娘气得七窍生烟，老板还在不知死活地装模作样：“那谁，去查查怎么停电了？”
那谁还没去查，老板娘已经查出我的阴谋了，她下山猛虎般跳到我跟前，指着我的鼻子，浑身直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老板怕她吃了我，忙乐颠颠地跑来拉她说：“别和他一般见识，他们只会搞鬼！”老板娘一转身，结结实实地一掌削在他脑门上，把他打得连转了两个圈才面对着墙站住，耐心地数着星星。老板娘跑到我的办公桌边，把我抽屉一把拖出来，掼在地上，“你，被开除了，你们都给我滚蛋！”她咆哮着，怎么听那声音都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她双臂伸展那叫一个金蛇狂舞，抓着什么就乱扔起来，一时间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一屋子十几个人像见了进圈饿狼的小绵羊一样，屁滚尿流忙不择路地抱头鼠窜。
我就这样被开除了，那台无辜的电脑则遭到灭顶之灾，首先是我的病毒毁了160G的硬盘，然后据说老板娘抱起老板那张“劣迹斑斑”的桌子砸毁了液晶显示器和主机，最后的结果是老板把摄像头和键盘鼠标砸得稀烂以明心志——我希望他是真的变好了！
我的生活在多次的求职、工作失利后停了下来，就像一条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船在荒滩上搁浅，我加入了失业大军，和下岗工人们一道削尖了头寻找着大钱的来路，个中滋味一言难尽，情绪当然也很低落。在我坐吃山空的这一段时间当中，那个饱受老婆老拳的老板找过我几次，每次脸上都挂着花，鼻青脸肿，泪光莹然，最后一次好点，但也有两张创可贴。他说自己已经离婚了，他要拉我去另一个城市，“寻找新的快乐人生”。
我对他想说的是“新的人生”还是“新的女人”这一点很疑惑，而且从别人在他脸上的创作上看得出，对他而言不管是“新的人生”还是“新的女人”其实都意味着新的伤口。我不需要新的伤口，我有个很大的伤口，大到几乎就是我本身，这伤口必须靠一整个人来填补，而能够填补它的人却不在了。从那个人离开后，我想我在哪里应该都是一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会是特别快乐的，就像没有什么是特别痛苦的。哀莫大于心死，我的这个伤口名字就叫心死。
我的最后一任老板姓王，他从我这里绝望而去的时候，曾经不无感伤地呼吁：“小田，别忘了王哥呀！”我想这哪里是去“寻找新的快乐人生”，分明就是上刑场嘛！不过我倒确实不会忘记他，因为他为要挟我和他私奔，压下我半个月工资没给。但这事也怪我，那次他来，我知道他要去外地了，没忍心提。
人生有太多不如意，也有太多想不到，有时一件不经意的的事，会在以后留下永难弥补的遗憾甚至巨大伤痛，当然有时也会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机遇。我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只能决定一些小事，而命运是个很大的人生命题。对每个人的结局而言，性格诚然是内因，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预见的外在环境中，时刻都在发生着你无法预料的事情，你没法想到你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在命运向你揭示它的真容时，你对待它的态度。而这，往往于事无补。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也许有些人一辈子都说不清，也许有的人天花乱坠地说起一通，可是总会有人说的和他说的不一样。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太大了，我们的社会分工太复杂了，层次多而且每一层都有着形形色色的群体，实现着不同的功能，相互联系着、配合着、攻击着、牵扯着。读过《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的人，都会为作者描述的古拉格群岛这个特殊社会角落而惊奇甚至受到惊吓。我想说的是，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地方是你想像不到的，国家也确实有一些部门是我们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到的，有时候我们不敢相信那些突然发生的事情，不敢相信某个特殊机构的存在——我们连那样奇怪的名称都没听过，但是它们确实不为大多数人知的存在着。
2001年2月17日凌晨大约四点半的时候，我刚刚躺到床上不到一个小时，睡得正香，有两个人把我从床上提了起来。我被那两个人拽起来的时候，那样子一定很可怜，我的大脑处于停顿状态，根本无法想到向另一个房间的朋友阿抗求救，也无法去思考来的是什么人、怎么打开锁的、要对我做什么。由于极度的疲倦，我对他们向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反应——其实根本就没听清，甚至在他们给我穿衣服时我也仅仅像个洋娃娃一样听之任之，我记得那时我只是艰难地嘟囔着说：
“别闹了！我要睡觉”。
我一向都是晚睡的人。对于搞编程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深夜到凌晨这一段时间是人的思维最沉静同时也最活跃的时候，简而言之，这是人在一天里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晚睡会让人的体细胞提前结束分裂与生长，换言之，会让人提前死亡。我憎恨这样预支青春的生活，但是没有办法，我要吃饭就不能不干活。
那两个力大无穷的人一定是干惯了这种事情，我刚刚提完自己要休息的可笑请求，就觉得周身被凌晨的寒风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我已经被他们架到门外了。寒冷让我终于清醒过来，尽管他们说的道歉的话都很客气，但那仅仅是客气，丝毫没有歉意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也不预备停手。我刚刚想问问他们是什么人、把我拉起来干什么，一只手却及时把我张开的嘴捂住了，然后我的眼前一黑，一快黑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我一直担心他们会用蒙汗药之类的什么东西把我麻翻过去，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俩架着我健步如飞，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风筝。
在黑暗中飞了不知道多久，他们把我拉上了一辆车，车子启动的那一刹那，我明白了，我被绑架了！
“请相信，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会把你送回来，你的生活一点都不会改变！所以，请你放心！”车前排的司机回头对我说道。
放心？深更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蒙上眼睛不知道被拉到哪里去，放心才怪！可惜这话我没法说出来，他们虽然不再捂着我的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想欺骗大家，我也是个小人物，和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一样，没什么背景，没有什么特殊才能，更没什么野心，我也有我的恐惧，我怕我的话会招来他们的殴打。更重要的是，我看多了好莱坞的大片，我断定这两个人——还有前面的对我说话的司机——不是超级打手，就是特工！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情愿并且主动，你休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你想知道的东西。我沮丧地坐在那两个人中间，忐忑不安地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犯罪记录——包括不检点的地方，那速度和我那被超频的可怜的奔三电脑差不了多少。可我找来找去把自己可怜的大脑磁盘检索得都要冒烟了，却只找到几件事情：上个月的某一天买肉时顺手拿了肉店里的一根猪腿棒子没给钱，再就是买水果时尝的太多而买的太少，最后一件也就是前天中午，卖葱的乡下大哥多找了我一元钱我什么也没说装了钱就走了。我是个胆小的人，和那些江湖豪杰们杀人抢劫炸银行撸钱的光荣事迹比起来，我的这些事情微小得让人羞愧。总之我没找到任何需要什么人如此对待我的理由，我没抢过谁的女朋友，也没打过谁的男朋友，没有和谁过不去。我和温州发廊的理发师、小清华浴池的搓澡工、悦来饭店卖油条的大嫂、金未来发展有限公司收破烂的老汉关系都还行。因为——我说过——我是个普通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一个人。我不是恐怖分子，不是政见不同者，不是同情萨达姆和拉灯的人（尽管他们的一些做法让我很觉得解气，认为他们没白活），我和他们也没有联系——这个可以查我的电话记录。我举双手强烈同意我们党从建国来到现在的所有大小政策决议打倒反动派粉碎四人帮。在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乖孩子。我甚至入过团呢！那是在初一还是初二，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和竹声一快入的，宣誓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身边。
想到竹声，我的心不合时宜地温暖而又辛酸起来。哦，竹声！我的竹声那时是多么美好啊！站在她身边，我可以看见她雪白的颈上那柔软的细发，仿佛正在袅袅地升起淡淡水雾的池塘边的那些柔弱藤蔓，总让我的心软弱而又沉静，恍惚得几乎要睡去。那天的宣誓，我就是因为看她的头发而忘记了誓词，被团支书训斥了一顿，大家的宣誓不得不重来。念完誓词，我被团支书留下了，他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我只是机械地点头。等耳边没有了声音，我抬起头来，发现团支书早就走了，除了竹声，别的人也都走了。看到我终于发现了她，她白皙的脸庞上露出一丝微微的嘲笑，我羞惭得红了脸，刚想向她走去，她却一扭身走了。她的那条大辫子在她身后微微地摆动着，那条辫子真黑，黑得发亮……
——该死！现在我是被人绑架，我想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吧。睡在另一个房间的阿抗会发现我忽然不见了吗？哦，我不该这样想！阿抗睡着的时候，哪怕一万架飞机在他身边同时起飞他也是不会醒的，这家伙睡起来是让古今中外所有入定的老僧都汗颜的，我不该指望他会醒来寻找我。
我说的这个阿抗今年二十一岁，是我在篮球场上挖出来的宝贝。他体重一百多公斤，几乎有我两个重，身体各个部位的体积都长到了他那个身高的极限，可他却比我矮三公分，所以那时他正野心勃勃地要减肥。我站在他身边就像一根尺子，而篮球在他身边就像个乒乓球，看着他在球场上滚来滚去，我十分嫉妒他的那身肥膘。看到他，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NBA那个球星的话：“非常庆幸，他是我们这一边的！”可非常不幸的是，第一次见到他那天我不是和他搭伴。他的身体又滑又软，还无比沉重，同时却又出奇地灵活。我把身体倾斜到几乎和地面平行顶着他，他却连下蹲动作都没有，这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蚍蜉撼树。尽管我比他高，尽管他基本都不跳，我跳起来封盖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成功，这既是因为他投篮的姿势极不规范，更因为他庞大的体积使我根本无法接近他的发射基地。那天下午我们俩较上了劲，虽然他的命中率奇低，几乎可以放心地让他投篮，我却每次都要跳起来封盖他，而且最后终于成功了。天黑了，大家都走了以后，我们俩还在那里顶牛单挑，我在那里以五个6：0战胜了他，却没断过他一个球——我根本绕不到球的那一边去——这让我的成功酸溜溜的。我们俩的比赛结束后，他抱着球瞪着我，我抱着胳臂看着他，用不屑的眼神告诉他“不服再来”。他没有再来，他瞪了一会，忽然蹲了下来，然后很快就坐在水泥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边哭边说道：“我不服你，我不服你！”他的哭泣让我刚刚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失败。我想把他拉起来，却只能拉起他的一只胳膊。过了好一会，他才把球放到一边，一翻身趴在地上。我以为他没哭够，或者是嫌坐着哭不舒服想趴着哭，就不由得害怕起来想逃走，谁知道他双手撑地，慢慢地、慢慢把自己肥硕的**支起来，然后手撑着双腿，一点点地把自己的身体弄得又和地球垂直了。
阿抗的家就在这个城市，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网吧。家人为了让他减肥，就给他租了间房子，不让他在家住，他自己也狠叨叨地每天下午出来锻炼，把自己搞得满身大汗。可我知道他的所谓减肥计划根本没有用，他消耗的多，摄入的却更多。一开始我怀疑他这样走一步退两步，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胖得让人流口水的家伙其实很聪明。他不仅会的编程语言非常多，每一种语言的基本功也都十分扎实。更让我嫉妒的是，他总能超出你的想象地把任务完成得既简洁而又高效。换言之，他就是那种传说中的电脑天才一类的人。当然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那就是提不出任务的总体结构，只会一步步地编一些短而精的阶段性程序，你说到哪，他做到哪。这有点就像他的身体，要想让他自己动起来非常难。但是不可否认，他仍然是一匹千里马，尽管是一匹过于肥胖的千里马。他需要时时有人揭开被蒙上的眼罩，这眼罩就是他自己的懒惰以及由懒惰而引发的短视。
我曾经把阿抗叫作“荷马”，古代的那个伟大的盲作家，这引起了阿抗的强烈不满，我知道，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叫做“河马”了。不过我觉得，较之“荷马”来说，阿抗的外形确实更像河马。
自从输球给我，“荷马”就不再放过我了，老是要和我对打。应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因为发现我也是那种好逸恶劳愚善无为不可救药的家伙，而我也看上了他的奔四电脑，我和“荷马”认识不久，他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了。他喜欢吃，于是做饭他全包了，厨房成了他的又一个工作间。和他的编程工作一样，他能够很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总能超出你的想象——他是个美食家。他不时加餐，我曾经抱怨他让我们的开支增加了，说了几次，他就不再当我的面给自己开小灶，而是趁我睡着的时候才去加工他的美食。煎鸡蛋的香味不止一次地把我从梦中打落凡尘，把我搞得饥肠辘辘，饿向胆边生。对于打扫房间，我是有力无心，“荷马”是有心无力，所以我们的房子几乎一直脏乱不堪，我们俩都习以为常。每次我的女友何心澜——一个外语系的大三学生——来到这里给我们打扫房间，我们都会好久才能习惯过来，那自然是因为房间又脏成一团了。心澜说我们的房间里最干净的就是那两台电脑的显示器，这不仅是事实，简直就是真理了。
对于心澜，我一直很奇怪，心澜学习优秀，每年都拿不低于二等的奖学金，喜欢运动，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拉拉队长，校学生会的干部，还在学校里组织的一个和外教进行交流的社团的干事。她年轻漂亮，而学校里的帅哥鳞次栉比，心澜不去理会，我这么懒，还生活无着，她为什么却偏偏看上我呢？难道只是因为我是她在大学篮球场里遇到的第一个男孩吗？——所见即所得——不会这么无厘头吧！
因为认定我是迂腐老套而且漫无心肝的人，关于我和心澜的事情，“荷马”说我是在坑害良家少女，谈恋爱根本纯属没心没肺，而我则说“荷马”的减肥是想找女朋友，预谋坑害良家少女，根本不是为了健康，一旦体重下降，阳寿必然减少。我这样说了以后，我在“荷马”心中就是个有心有肺的人了——他骂我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这当然是闲极无聊时的恶谑，其实“荷马”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每周去洗两次高温桑拿，每次两小时，每天去打一小时的篮球，每天早晨花十五分钟做两个假冒伪劣的俯卧撑和半个仰卧起坐，他还偷偷摸摸地秘密地在每周三出去一次，我一直怀疑他是去家里偷东西吃——他偷偷地配了家里的钥匙，但并不是，我跟踪过他，虽然我每次都跟丢了他，却也看出来，他行进的方向却不是他家的方向。“荷马”还是个挺有爱心的人，可惜的是他没把自己的爱奉献给需要的人，而是给了几只流浪的猫和狗。“荷马”爱吃，更爱自己施舍时得到的伟大的满足感，这样的虚荣心使那几只饿鬼投胎的猫狗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为了避免老在门口投食引起居委会大妈的抗议，阿抗建议把那几只猫狗领养到家中。这当然是绝对不行的，我像抵制**一样严厉地抵制了这一建议。后来看到那几个可怜的小家伙整天在门口徘徊，我也妥协了，同意“荷马”开地窗。但是开放时间是严格限定的——不是限定允许它们来讨食的时间，而是不允许的时间，比如睡觉的时候不许开地窗放它们进来，还有吃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抽烟的时候。这最后一条让“荷马”愤恨得几乎抓狂，因为我烟抽得比较凶，这样就使开放的时间极其有限。“荷马”每天都眼巴巴地守着我，等着我手里没有烟卷，并且居心叵测地以健康为由劝我戒烟。每次我抽完一包烟，“荷马”都箭一般冲向地窗，把那几个嗷嗷待哺的流浪者放进屋子里来。
“荷马”睡觉时鼾声如雷，我给他的房间墙壁上都钉上了泡沫，但还是止不住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和他的鼾声发出共鸣。这些对“荷马”来说是催眠曲，对我来说却不啻是招魂曲。虽然各住一屋，但是要忍受他一晚的鼾声，我宁可去隔壁卖香蕉的王大哥家看满口都是“oh,yes！oh,yes！”的外教片。于是我就提出要他睡觉时戴上口罩，他少有地发作起来和我干了一架。斗室里的战争当然不会给两个人带来什么和平，最后我恨恨地丢下一句话：“等着吧，我趁你睡着的时候给你上罩！”走了。他像是有点怕了，几天后，我从心澜那里回来，发现“荷马”的鼾声小了，而且厨房也没再出过什么动静，原来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蒙着头睡觉。看到他搞得大坟堆似的被窝，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最近我和“荷马”都辞去了工作，正在合力搞一个名叫“班布桑”的程序。这个东西是我提出来的，最终是想做到让它能自主学习。一个能够自主学习的软件是可怕的，不断地以电脑复制文件的速度来学习，它会达到并终将超过人的智力水平，谁都不知道那时它会做什么，会给我们的电脑、给我和阿抗、甚至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它会是一个救世主还是一个终结者呢，我没有想太多，或者说我是没有时间想这个——构建程序的总体结构占去了我除了睡觉的几乎所有时间。这是个有着很大挑战性同时也是充满诱惑的工作，“荷马”也是看到这一点才决定搞下去。这项看上去似乎很简单的工作其实是个无边无际的泥淖，或者说它是个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更合适。但是因为有“荷马”这个优质的编程机器在，我基本上就没编一句程序，这使我可以游离于具体的工作之外，俯瞰在那个泥淖中苦苦挣扎的胖子，就像在飞机上看遭遇了水灾的难民。我的时间都花在构思程序的结构、结构功能的实现、给阿抗布置任务和睡觉上了。可以这样说，对这个程序，除了它的名字，“荷马”什么都知道的比我多，我既是他的总设计师又是给他打杂的。我一直担心“荷马”会问我给这个程序取这个名字的原因，这个担心是没必要的，对编程以外的绝大多数事情，阿抗是不愿动脑筋去想的。这恰恰隐藏了我提出这个构思的那最隐秘的目的——我们要做出来的是一个人！
我最终设想的是这样的：既然这个吞噬一切知识的黑洞有能力知道我们身体的所有秘密，那它就一定能够想办法把人活生生地从非生物学的角度创建出来，就像用水、水泥、砂石和钢筋盖出大楼来。创建它自然躯体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像水、葡萄糖、骨钙之类的东西有哪些，拥有最先进的物理、生物、化学等等知识的“班布桑”完全会知道，我们把这些给它预备齐，放进“搅拌机”就行了。这“搅拌机”当然就是有关的外设——由电脑控制的实验仪器，需要哪些机器，“班布桑”同样会告诉我们。当然，书本上的知识对用物理、化学方法来创建一个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班布桑”还需要与活生生的人通过电脑接通，从中直接获得生物人每一个部位、器脏、甚至每一个细胞的工作原理，并由这些最根本的一砖一瓦的知识来把参天大厦——自己的躯体创建出来。
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班布桑”知道。我曾经为这个问题烦恼不已，现在却不再考虑它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连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没迈出。“班布桑”的学习机理我们还远无法实现，那一切都很遥远。电脑里有一个声音和我对话就是极大的成功了——这其实也就是我的最终目标——其他的我真还没敢奢望。“荷马”曾经抱怨说对这一工作来说，目前所有的汇编语言都存在巨大的空白，这也反映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另外，即便“班布桑”能够学习了，我们的电脑空间也根本无法存储它所吸收的海量信息，谁也不知道那该需要多大的空间。即使这一步也达到了，那些用来创建“班布桑”躯体的机器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存在，我也不知道。“荷马”最近在扩展语言，听说进展得不错了，可那仅仅是语言，要用它们来实现功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项工作，我已经完全无法参加了，全靠阿抗在苦撑着。
“荷马”明天看见我不在会怎么想，他会想到我被绑架了吗？他知道去报警吗？想到报警，我不由得沮丧起来，“荷马”是不会去报警的，平时除了在一起干活，我也常常会消失个三五天的，他问都不问，也不给我电话。他甚至连手机都没有，真是过分。我希望他明天能够去找心澜，“荷马”在工作之外的很多事情上没脑子，但是出了事情他该能够想到找个有脑子的人一同寻找解决办法，至少去她那里打听一下。
我被两人夹在中间动弹不得，活像是被车床夹住的零件。车子跑得很快，拐弯时几乎就不减速。在那剧烈的摇晃中，我一度希望车子能够翻掉，因为交通常识说在这样的双排座车中，后排中间的位置是最安全的，这样我也许可以趁他们受伤或者忙乱之际逃脱。可是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司机好像是个超级赛车手，车子虽然飞得让人心胆俱裂，却终究没有翻到路边。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把我这个从大学里出来的废品再车削一番。
车子跑了大约半个小时停了下来，我被那两个人挟持着下了车，黑布透过来一丝光亮，我在光亮中又飞了一段时间，终于算是降落了。
黑布被一个人摘去了，好不容易习惯了灯光之后，我看清眼前是一个不知该归为中年还是老年的人。他平易近人的脸上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威严和深沉，像是电视机里的那些省部级的什么“长”。他个头不高，也不胖，实际上是有点瘦了，给人一种严厉的不可亲近感。他的头顶毛发稀疏，看样子是个固执而坚强的人。看来他就是车床了。他向我伸出手，和蔼可亲地说道：
“我是国家记忆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明，你可以叫我老罗。我们中心的工作是对非生态物质获取场能的研究。请原谅我们以这种方式把你请到这里来，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时间会让你觉得有所收获！”
这话等于没说，把我弄来是他们想从我这里收获些什么东西。但什么是“非生态物质获取场能”，我实在不知道，更不知道这和我这个学机械设计的劣等生有什么关系。
把有点发麻的手伸过去和他握了一下，一股温暖从我冰凉的手心传来，我并不想握着他的手，他握着我的手一时没放，不知道是想给我暖暖手还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某种歉意。不过他老不放开我的手让我觉得他是怕我逃跑，让我怀疑他报的是假名。我向身边看了看，那两个彪形大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远远地站开了。看他们悠闲的样子，像是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纨绔青年，一点也不像是刚刚实施绑架的武林高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事实上——请让我解释一下——我们的工作就是对国家特殊项目的研究，以及对社会非常规趋势的预测，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我们支持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年轻人继续他们不为常人理解的工作。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就隐藏在这些人中间！把他们挖掘出来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把你请来的用意！”
我疑惑地看着他，心里老大一个问号——这么说来，国家对异想天开的人也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吗？我们的国家真伟大！
“我什么都没做！”我犹犹豫豫地说道。
“我们知道你现在正在搞一个智能生物工程，我们愿意为你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
帮助？我心里闪过一丝火花，还有点迟钝的大脑立即把疲倦战胜了。
这些天我确实是在找一些能够帮助我的人，要凭我和“荷马”那点微薄的积蓄把这个项目完成，真的像那个科学家所说，是“骑自行车登月球”。上个星期，我去我们省一家知名的啤酒厂拉赞助。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那个胖墩墩的姓胡的老总解释了我的理论。他总在不该点头的时候频频点头，我知道他不是听得似懂非懂，而是压根没听，他在想别的事情。我还没说完，他的漂亮女秘书就一个劲地对他施眼色，那意思是要赶我走。不知道为什么那老总没理会秘书放射给他的电磁波，也许是想给我一个具有超前思维的开明企业家形象吧。等我说完了，胡总从豪华宽大的老板桌的另一边走过来，背着手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看他那装模做样的表演，我强忍着没笑出来。他转够了（想来他的那件事情也考虑周全了），走到我身边，我连忙站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挤出一张苦脸来说道：“我一向对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人很敬佩，这些年来我身边的一些人都被变得有点不思进取了，我很难过！这里有我的责任，你知道的，这个结果很可怕！”
这次轮到我不合时宜地点头了——什么责任，导致了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可我不得不附和着他点点头。
“我们厂的效益近来不是很好，账面上还富余——哦不，是亏损着——”他尽力地思考着要碾碎我希望的一个数字，他没想出来该说多少，于是转脸问那个女秘书道：“我们还亏损着多少来着？”
“我们还亏损三个亿！”
“对对对，我们还亏损着三个亿！”他说完这句言不由衷的话，自己也被这个虚构的亏损吓了一跳，不由得瞪了他的秘书一眼，“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是这么一位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这样吧，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把厂里彻底的整顿一下，争取……”
底下的话我就没听清了，我不是他的领导，我没法给他一年的时间，我知道，就算他争取到了他说的那些，里面也注定不会有我的那份赞助。
与狐谋皮的这个事情就算到此为止了，我又想到了海洋通讯。海通是我们省最大的电信服务商，他们的服务器速度与容量该与我的奔三电脑——不，是“荷马”的奔四电脑——有着天渊之别的。程序一旦达到自主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电脑根本不能支持它飞速而海量的信息录制，我们可怜的电脑存储空间只是杯水车薪。可是海通对赞助根本没兴趣，而他们提出的租用价格我们连百分之一也无法承担。后来我提出和海通合作，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情愿把这个建议提出来。海通的那个刘经理提出了不少技术性的问题，问的东西很关键，说明他也很内行。看得出合作这个提议是让他动心的，但他仅仅是动心，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愿表达出来。他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后来提出要我把已经完成的程序交给他们调试，这当然是绝对不行的。就这样，虽然他们那里有着巨大的存储空间，虽然他也极其想把这个工程做下去，他还是以机器不够为由拒绝了我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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