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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歌辞就是上面这首《短歌行》。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就提到它,后来经过小说家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了。但此诗究竟写什么？唐代吴兢说它“言当及时为乐”(《乐府古题要解》)。罗贯中则又给此诗蒙上“诗谶”的迷信色彩,说曹操“乌鹊南飞”诸句是不祥之兆,预示他赤壁之战的失败。这些说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还是清代张玉谷说得对:“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八)陈沆也指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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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小说，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中说的是：《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曲调名，属《相和歌·平调曲》。这里是曹操按旧题写作的新辞。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看，此诗可能作于建安十三年征孙权的前夕。
因为是可能，不确定，所以我又去找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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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衅（音信），心忿意危，卢绾（音腕）嫌畏于己隙，英布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
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抑遏刘馥，相厚益隆，宁放朱浮显露之奏，无匿张胜贷故之变，匪有阴构贲赫之告，固非淮南之衅也。而忍绝王命，明弃硕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在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既惧患致，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齎（音稽，同赍）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之扇扬，事结衅连，推而行之，想畅本新，不愿于此也。
孤之德薄，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喜得全功，长享其福；而姻亲坐离，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责，以为老夫包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乃使仁君翻然自绝。以是忿忿，怀惭反侧。常死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世，以明雅素中诚之效，抱怀数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音香）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败也。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高帝设爵以延安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鲔（音委），君之负累，岂如二子？是以至情，愿闻德音。
往年在谯，新造舟舡，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漅（音朝）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将恐议者大为己荣，自谓策得，长无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虑虑于未形；达者所规，规于未兆。是故子胥直姑苏之有麋鹿，辅果识智伯之为赵擒；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此四士者，岂圣人哉？徒通变思深，以微知着耳。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汉潜夏阳，魏豹不意。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
凡事有宜，不得尽言，将修旧好而张形势，更无以威胁重敌人。然有所恐，恐书无益。何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远而兴慰纳，辞逊意狭，谓其力尽，适以增骄，不足相动，但明效古，当自图之耳。昔淮南信左吴之策，汉隗（音胃）嚣内王元之言，彭宠受亲吏之计，三夫不寤，终为世笑；梁王不受诡、胜，窦融斥逐张玄，二贤既觉，福亦随之；愿君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若忽至诚，以处侥幸，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谓小人之仁，大仁之贼，大雅之人，不肯为此也。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擒刘备，亦足为效。开设二者，审取一焉。
闻荆、扬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豫章距命，不承执事，疫旱并行，人兵减损，各求进军，其言云云。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且又百姓国家之有，加怀区区，乐欲崇和，庶几明德。来见昭副，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姑按兵守次，遣书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衮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良时在兹，勖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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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没有这文章，所以是我手打的，慢慢打出来的，出处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一本古籍《重校精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106页，扫叶山房发行，看样式可能是在清末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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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的看过，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短歌行，就算提到了阮瑀的话也不太可靠。因为这家伙和陈琳一样，都是专门写讨贼文的。陈琳比他有名，因为陈琳替袁绍写文骂过曹操。不过两人都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在他们的讨贼文中没有实话简直是正常再正常的。
曹操此人到底什么时候写的《短歌行》第一首，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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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歌行中明确的表示自己渴望人才的心情，这和他当时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他希望天下能人都去投靠他，而不是其他的诸侯。
但是，最早曹操发招贤令募人是在建安十五年（210），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原则，突破了当时选人唯凭家世门第的藩篱。建安十九年（214），他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进一步强调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庸可废乎！有司明思其意，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在建安二十三年（217），曹操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列举出伊尹、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等人，说他们虽然“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却“卒能成王业，声着千载。”
在这之前，曹魏的统治集团已经形成。我认为当时谯县老乡，颍川大族和河北豪强三大集团在曹魏内部三足鼎立。建安十五年后去投靠的人已经不能得到重用。这在其后的曹魏政权中很明显的得到了体现，几乎所有魏国的大官员都是某某开国元勋的子弟。
这个“招贤令”其实更像是一个态度，曹操对来源各异的手下的态度。曹操重才能，不嫌弃贪官和有野心的人。许攸就是投降的有野心的贪官这是对他部下的一种变相安抚，又是向天下展示自己的气度和宏图。
曹操到处招核心人员的阶段实际上要早的多，打过了袁绍，将许多河北名将大儒招募麾下之后，曹操的核心集团就已经人满。因此，我推测这首短歌行，实际上是在官渡之战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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