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1日，经过多日的磋商和谈判，华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和德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签订了《华德两国关于但泽事件的共同声明》。
在声明中，双方共同指出，在近期但泽地区，华国人民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所爆发的激烈武装冲突纯粹属于意外事件，华德双方政府均无意破坏双方自上个世纪以来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和深厚的民族友谊。
德国政府对于德国边防军对于但泽的袭击行为表示震惊和愤怒，对于在事件当中华国和但泽地区不幸罹难的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遗憾，并且声明，这次的袭击完全是部分狂热的国防军低级军官擅自私下行动所导致的，与德国政府无关，德国政府尊重并理解华国政府和人民，无意从事任何冒犯和损害华国人民主权和利益的行为。
为了表示诚意，德国政府愿意承担在此次冲突事件中华国政府所承受的所有的损失的补偿费用，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愿意向华国政府及人民致以真诚的歉意。
对于但泽的归属问题，德国政府表示但泽问题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问题，德国愿意停止对于但泽的一切军事行动，将其归属问题交由但泽人民自行决定，即实行全民公投。
华国方面表示，华国政府无意干涉别国内政，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此次但泽冲突责任完全在德国边防军一方。对于德国政府的所谓部分低级军官私自行动的说法表示怀疑和反对，德国边防军对于但泽的军事进攻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根本不可能只是意外，显然没有政府的授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华国政府及人民强烈反对和抗议任何危害华国利益及尊严的做法，华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决不畏惧战争。华国接受德国政府的道歉，并且要求德国政府就华国在此次事件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做出应有的赔偿。
对于但泽的归属问题，华国表示但泽是个国际共管的自由市，其最终的地位归属应当由国际社会来共同决定，华国可以将但泽移交国际联盟管理，其最终地位归属交由国际联盟来决定。
随后，在声明发布的当天，但泽地区的德国国防军和华国驻军相继宣布停火。一直云集在印度洋海域待命的华国海军第三舰队开始北上，以接应但泽驻军。
20日，华国国防部和人民总司令部正式下达了命令，要求驻守在但泽的华国驻军和下属的波兰独立军停止战斗，撤离但泽市区，开始向北转移，经东普鲁士进入立陶宛境内，等待海军接应。
21日，德国国防军正式进入但泽，接管当地的防务，但择遂宣告失守，为期两个多月的华德但泽危机正式宣告结束。
在整个但泽危机期间，华国驻但泽守军以弱敌强，在势单力孤、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以一个多师的兵力抗击三倍于己的德国国防军精锐部队长达两个半月，并且成功地收住了绝大部分阵地，令德国政府颜面扫地，企图速度攻占但泽的计划也宣告破产，也使得德国政府试图进一步试探华国的军事实力，进而采取行动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正如后来希特勒在日记中所宣称的，但择计划的意外失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在结束西线和东线的战争，获得充分的实力之前，任何针对华国的军事计划都是不现实而且不能被考虑的。
在整个但泽危机中，华国守军和波兰独立军总计有7986人伤亡，2576人被俘，774人失踪，而德国国防军的伤亡情况要严重得多。在战后从德国总参谋部缴获的一份文件显示，在整个但泽冲突中，德国国防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8752人，此外还损失了21架作战飞机，9辆坦克，约两个师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就在奥斯陆谈判期间，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的军队人事变动，正式将原大西洋军区和西亚军区合并为大西洋军区，管辖范围覆盖欧洲、北非和西亚，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后来南斯拉夫迫于德国压力，要求华国移出，改为科伦坡），由陆军上将柏蔚如担任首任司令官，全权负责整个地中海沿岸及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务。
1940年1月1日，华国总统刘和森在新华宫亲自会见了凯旋归来的原驻但泽华国驻军指挥官刘秉彦一行，高度表扬了他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毫不畏缩，用于抗击，勇敢捍卫国家尊严与利益的行为并予以嘉勉，并且以华国最高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身份，向刘秉彦及但泽驻军颁布了嘉奖令，授予其“但泽之盾”的光荣称号，对于在战斗当中有突出表象的集体及个人予以记功表彰。
之后，华国国防部发布命令，将原华国驻但泽守军余部改编为一个整编步兵师，直属新成立的大西洋军区，并且授予其“但泽师”的番号，由刘秉彦任师长，加授陆军少将军衔。
华国宣传部和人民军总政治部随后下达文件，要求在全军其全国范围内推广宣传但泽师的光荣事迹，号召人人争当刘秉彦式的好军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不受侵犯而努力奋斗。
同时在军方的坚决反对下，华国内阁对于原有的第二期裁军方案进行大大幅度修改，在原计划案中，华国人民军现有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兵力要各裁去1/5、1/6、1/3，并且几乎采取了所有的在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军事基地，但是在修改过的裁军方案中，三军裁军比例降到了1/8、1/10和1/4，仅仅裁去了在欧洲的最后两处军事基地——斯洛文尼亚萨格勒布的一处空军基地和位于克罗地亚扎达尔的海军基地。事实上，在德国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已经多次要求华国从这两个基地撤出。
华国国会还特别批准了一项议案，对于以政治避难逃离到华国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予以政治庇护，这项议案为德国占领区和控制区的犹太人打开了希望之门，在此后的数年间，超过200万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涌入了华国，以摆脱纳粹的迫害和屠杀。实际上，在华国驻军撤离但泽的时候，就有超过10万波兰人随军撤离，这些波兰人后来成为波兰复**的主力。
但泽危机使得华国开始对西方的局势产生了警惕，并且在政策上进行了相应的重视。正如刘秉彦在后来所提到的那样：“但泽的事情给了我们提了一个醒，那就是我们轻易的放弃了我们在欧洲的势力，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将来还能不能再拿回来。一旦德国人趁虚而入，那么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地方被他们抢走。所以我们要留一着后手，万一将来产生了什么不可预测的大事，我们也就能够找到可以回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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