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为他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也不是命令所能做到的。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体系。当年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得以扶正。张居正根本没法跟人家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栗人杰身居内阁又兼任吏部尚书，在台上时，自己的班底已经建得差不多了。他倒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栗人杰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栗、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栗人杰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栗党！”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栗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吏部尚书由张显来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栗人杰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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