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平看刘竹答应接着讲,不禁问道：“我听说你和高林还有胡哲就是因为他俩离婚认识的，能给我讲讲他们俩个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儿吗？”
刘竹摇着头说：“他俩的事不能讲，我们现在已经是哥们了，这事儿涉及到哥们的**。说出去不好，尤其是高林的案子，当时我差不点惹事儿，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知道什么叫黑暗，在那之前我也象你一样感觉法院是神圣的。”
孙平听了刘竹的话再没深问高林和胡哲的事儿，只是叹了口气：“我上大学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曾经发誓将来要做最公正的法官，后来虽然没到法院工作，但一直认为法院就是公正的化身，可这一段通过几个案子，我感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现在感觉每个案子都有猫腻。我在法院看到一个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让法官训得跟孙子似的，还一声也不敢吱，这怎么能保证执法的公正。”
刘竹接过孙平的话：“执法公正的事儿，那是国家该考虑的事儿。但我看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法官的总体素质在那儿摆着，有些案子没有人为因素也错判了，别人可能感觉是法官收礼了，其实根本没有，是法官根本不懂法。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刑庭的高秀芬，我们俩原先是一个车间的工友，她到法院来时什么法都不懂，是我这个二百五带了她一段时间，你说，如果她办错案还有什么可奇怪的。话说回来，如果法院要是象咱们理想中一样，那象我这种人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你在法院看到正经律师不如咱们好使，因为他沒有咱们这种关系，他们的案源是一些相信法院就是绝对公正的傻子当事人自己找上门来的，而咱们的案子是办案法官给介绍来的，我把咱们收费的百分之二十给介绍人，你说，咱们去能不好使吗。再有，你刚才说的每个案子都有猫腻，那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的案子还是正常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是咱们经手的案子，一定会不正常。咱俩也别唠这些事儿了，你不是想听案例吗？”
孙平好象想起了什么：“刚才说到高林，我们学校的一个女老师爱人在区委工作，我听她说高林的工作好象又要有变动，你和他关系不错，知道这事儿吗？”
刘竹点点头：“知道，过一段他就要去**县当县长，好象最近任命就能下来。胡哲今年可能也要往上升，他现在正活动呢，说是差不多能整个副局长。说到这我想起来了，赵强和齐刚上夜大的事儿你盯紧点，这帮哥们的事儿咱能办的都要想法给办好。”
俩个人又闲扯了一会。孙平又提出了新问题：“你说咱们的案源都是办案人给介绍来的，可有时我去调解案子，办案人也不对我客气，有时还骂我的当事人，反到对对方挺客气。”
刘竹没好气儿的说：“那你想让法官怎么样，进屋就让人都知道咱们和他的关系，那案子还能调下来，早乱套了。你记住，在调解时，法官跟你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这表示你要吃亏了。”
孙平有点听不明白了：“拿人家钱还对人这种态度，我总觉得没有这么办事儿的。”
刘竹被他气笑了：“我问你。哪个案子调解的结果你不满意，不要说过程，只说结果？”
孙平想了想：“结果基本上都能达到咱们满意。可就是有时觉得憋屈。”
“你只是憋屈一会儿，对方当事人可能憋屈半辈子。”刘竹告诉孙平：“这就是调解的技巧。我给你打个比方，现在离婚的最大争议无非就是冰箱、彩电，一般当事人都想要彩电。你回想一下，哪个案子彩电不是归挨法官骂的人所有？”
孙平想了一会儿：“让你这么一说，我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刘竹笑着说：“调解的时候无非就是给当事人一个心理平衡，如果法官骂了对方，又说你是个明事理的人，让你别计较一些小事儿，有几个不懵的，等你反应过来，已经签完字了，后悔药沒地方卖。自己回家窝火去吧。”
孙平苦笑了一下：“真他妈黑，这哪是执法，这不是玩法吗。”
刘竹无所谓地告诉他：“我跟你说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虽然不公正，但也无伤大雅。真黑的案子是瞪着眼睛说胡话，硬把黑的判成白的，气死你都不带偿命的。”
孙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什么时侯咱们国家的法律能健全，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刘竹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永远也避免不了，法律再健全，还是需要人来执行。只要是人，办事情就不可能没有感情因素。所以，我认为将来社会发展了，法律健全了，也只能保证相对的公正，绝对的公正很难做到。”
孙平喝了一口水：“行了，咱俩也别忧国忧民了，象你说的，这都是国家该考虑的事儿，咱们说出天来也解決不了。还是唠点实际的吧。你刚才说有的案子跟本没有人情，就是因为法官沒看懂，就判错了，你当陪审员时干过这事儿吗？”
刘竹挠挠脑袋，不好意思的说：“没这事儿我怎么敢跟你说得那么肯定。就我这半瓶水，于哥那时基本上不上班，天天在外面玩，你说法庭就我一个人说了算，能不出事儿吗。但法庭基本上都是离婚案，也整不出大错来。你不是想听离婚案例吗？我给你讲一个我当时根本就没看懂的离婚案。”
“离婚案子你还有什么看不懂的，李天的案子那么复杂，你都一眼就能看透？”孙平不解的问。
刘竹苦着脸说：“因为有过去太多我看不懂的，现在才能看明白。我原先也象你现在一样，人家说什么我都信，自己觉得不能理解的事儿就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次有一个市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来离婚，我就没整明白。”
孙平吃惊地问：“副教授，那得多大岁数了，还离婚？”
刘竹喝了一口水：“那副教授五十多，他来起诉时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其间，他被下放到农村，现在又回来搞教学了，自己感觉时间都不够用，可妻子回城以后，随着他工作越来越顺利，反到天天对他猜疑，现在俩口子天天吵架，搞得他连学习的时间都没有，再过下去自己的学术就要荒废了。我虽然沒什么文化，但我对你们有知识的人还是非常羡慕和尊重的。他的一番话，当时就把我说迷糊了。我当天就去把他妻子传到法庭来。他妻子没什么文化，来了就跟我说他和一个女学生有不正当关系，现在要离婚，就是想和那个女学生结婚。态度也相当不配合，我当时对他妻子的印象就不太好，再一问，那个女学生才二十四岁，我认为她纯粹是瞎扯，这种女人就是容不了自己的丈夫好，大概是因为自己条件差，怕丈夫太好了就不要自己了，所以一天疑神疑鬼，反倒把丈夫整烦了。要说他丈夫和别人搞破鞋我还能相信，可说要娶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女学生谁信。所以，我把这个案子和于哥一说，最快速度开庭就给判离了。”
孙平听到这问了一句：“那后来呢？”
刘竹告诉他：“大概过了两个多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粮店买粮，看到那个副教授和他妻子说的那个女学生俩个人也挎着胳膊来买粮。因为他们离婚时我找那个女的调查过，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当时就一个感觉，走眼了。”
孙平惊讶地张着嘴：“真有这事儿？那个副教授的孩子多大？”
“比他的这个女学生大三岁。”
孙平张着大嘴楞了半天才半信半疑的问：“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
刘竹听了这话是又可气又想笑：“不是真事儿我和你说什么。所以我现在知道，离婚的案子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能按常规考虑问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儿，最后都能发生。”
孙平拍着脑袋说：“今天跟你这么一唠，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这些东西我估计再念四年大学老师也教不出来。还是**他老人家说得对，实践出真知啊！”
刘竹看着孙平的样子笑了：“你现在感觉挺好。那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该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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