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但是，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是为了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行长都像一个小财主，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李X志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惨淡经营了十余年后，采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用会员的钱把自己灌得大肚肥肠之后，溜到了美国，与国际**势力相勾结，利用人们希望借助气功强身健体的迫切愿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搞起了神乎其神的、宗教色彩甚浓的堪称邪教般的有组织活动，他们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也不再满足于向受众要钱、要物、要色相——向教主献身，而是以苍天的主宰自居，公然鼓吹推翻国家政体，要请这个李教主坐镇江山，发号司令。
中国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对应措施呼之欲出。
紧接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顺手牵羊，用精确制导导弹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下午，听到消息的国人尤其是以大中专学生为主的年青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野蛮行径，一时间，举国上下，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人流越来越长。这虽然是一次爱国情怀的宣泄，但是，数以十万计的年青人不断涌上街头，也对社会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不小的压力。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把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点，其实，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发展、要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大使馆被炸导致学生上街，让原本对X气功邪教问题而高度关注的政府部门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两所大学的员工和学生开始走出校园，陆续来到深圳体育馆进行集会。这时，深圳的所有警力都往基层派出所下沉，并在体育馆周边的居民区和市政府附近派出大批干警待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恰恰在这时，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天的狂炒全行经警保卫人员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找来人事教育部许光、监察室叶工和保卫部王亚夫等三个部门的头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这三个部门便马不停蹄地把申董事长的意图毫无保留地贯彻起来。
湖贝支行副行长陈作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以自己为主导的第一次行务会。
会议开始的时候，只见他看了与会人员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王行长不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中层干部开会。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尤其是老夏，我们行的‘两清’工作在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开局也不错，老夏你要加把劲，支持我，把清收工作搞上去。”说完，看了看夏天。
夏天听陈行长说到自己，抬起头，看着他把话说完，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陈作业继续说道：“今天的会议有几个内容，一是传达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取缔X气功邪教组织的口头讲话，二是当前工作安排。三是关于支持贵州山区扶贫工作的问题。”
陈作业对会议作了提纲挈领的归纳后，继续说：“我讲第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做笔记，我们到总行听传达也是不能做笔记，据说市里讲这个问题时也是这样。……”
于是，大家就坐着静静地听陈作业把X气功邪教组织的性质，它对参与者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中央的决心等方面讲完，然后，大家讨论了一回。
对于第二个议题，陈作业反复强调：“王行长在，要支持班子的工作，王行长不在，更要支持他的工作，让王行长安心养病。”接着，他对上个月各部门完成任务的情况做了分析通报。
“我现在讲第三个问题，这事对老夏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陈作业说。
夏天问：“什么事与我有关？”
陈作业对夏天说：“与经警夏征有关。总行保卫部根据监察室近亲回避的规定，通知我们行的经警里面，夏征和周天真要离开市民银行。监察室的书面通知说，夏征是老夏的亲属，而周天真是王行长的亲属。”
夏天说：“谁说夏征是我的亲属？只是当初因为许主任要人顶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的小孩呀什么的，来行里当经警，也算支持她的工作。我便找了夏征来。”
许爱群红着脸说：“夏征亲口告诉我和其他经警，说你是他的叔叔。”
夏天想：还是夏征年轻，着了别人的道儿，也许是因为攀了亲属别人不敢欺负等原因。但事到如今，也是没有办法的了。便说：“他既然这样说，那就随他去吧！”
陈作业看到夏天不太高兴，对他说：“我再跟监察室了解一下，看怎么一回事。”然后，他继续对大家说：“总行决定支援贵州贫困山区扶贫，接纳了100名大山里的穷孩子到市民银行当经警，而给他们的待遇也比现在的经警低，每个月800元工资。这样一来，原来的经警就是多余的人了，要裁掉100人，第一批先离职60人。这事一是大家要知道，二是要帮行里一起做工作，不要出什么事情。注意不要帮倒忙。”
夏天恍然大悟，原来是有点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得不要了新人换旧人的意思，哪是什么近亲回避？不是近亲的也要走人呢！
会议开完后，陈作业说：“许主任和老夏留一下。”
许爱群和夏天留下来后，陈作业说：“你两人是支委，王行长住院了，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帮我把支行的各项工作搞好。明天董事长约我谈话，回来以后大家要大干的了。”
许爱群说：“陈行长放心，我们保证听从陈行长的号令。”
陈作业说：“老夏，夏征离开支行的事是大势所趋，不是针对一个人的，你不要有什么意见。”
夏天解释说：“夏征的确不是我的侄子，是同一村人。只是因为一个村都姓夏，按辈份来排，我算长一辈，俗话说：‘大的哥，长的叔，’叫我一声叔叔也没有什么错误。我与他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学校一起当了一年老师。行里要怎么整就怎么整，我没有什么意见。”
陈作业又说：“你管的清收那摊，要加大力度，争取早出、快出成果。你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在这些工作上担起责任来。”
夏天说：“我尽力而为。这个星期我要到宝安区新安镇流塘村的汪氏公司的抵押物和龙岗区平湖的揭鹏公司的抵押物所在地看一下，还要去一趟广州，看看港中亿的抵押物，把拍卖的事落实下来。”
陈作业说：“你全力去办，有什么要我支持的尽管说。”
夏天又说：“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汇报一下，这次总行信贷大检查，我们行的信贷管理工作被评为前五名。”
陈作业说：“管理方面的事，有你在那里把着，我放心。”
后来，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陈作业的讲话，好像他接手湖贝支行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看他那神态也有点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样子。
“是不是总行已经授意他了呢？”夏天在问自己。
话说市民银行要炒掉三分之二在职经警的方案一传达，立即在各行的经警中炸开了锅。经警一般比较年轻，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的活动能力却不可以小看，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支行的经警牵的头，不到一天时间，全系统被炒的经警的花名册、联系电话就已印制成册，而且发至每人一本。接着，各行被炒者中派一个代表，在莲花山公园的草坪上开了第一次行动会议，大家决定同进退、争权益。并不惜六十人齐刷刷到市政府请愿静坐，让市长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说：“没理由的，刚刚签下一年的合同，说不让做，就要卷被盖走人，市民银行又不是破产了，不要保安了。把做得好好的炒掉，换一批头发还没有长齐的小孩子来看银行。这是什么世道，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下午，陈作业和许爱群逐个找准备解聘的夏征、李明、周天真等人谈话，轮到夏征时，这个年轻的愣头青，竟然拍台子瞪眼睛与陈、许两人对骂起来，陈作业没有办法，打电话叫夏天过去调解。夏天因为总行将夏征以自己的近亲的理由离职，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到了陈作业办公室，稍稍劝了几句，叫夏征有话好好说后，当着三人的面说：“你们都听着，夏征是我应许主任的要求找来行里顶班的，担保人不是我而是他的哥哥，有什么搞不掂的事，你们跟他哥哥联系；他也不是我的近亲，我介绍他来了行里用不用，用多久，都是你们双方的事。”说完，走了。
陈作业一脸惘然地看着夏天离开。
他们与夏征的谈话结束后，陈作业又把夏天叫到办公室，对他解释说：“我也是昨天接到通知去开会，总行就突然派人来上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夏天说：“陈行长，夏征真的不是我的近亲，我是四代单传了，如果讲得亲近一点，他家是我们本大房人，就是我们一个大客家围屋24户中人。”
陈作业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帮助我做工作。”
第二天晚上，夏天把夏征约到自己家里，询问他的想法，夏征一改过去很怕夏天的样子，侃侃而谈，说准备与李明一起，向总行打报告，要求给足三年的加班补助。又说市民银行违反劳动法，不履行合同义务，中途无故解约，要到法院告他们，云云。
夏天听来听去，不像夏征讲的话，便问道：“你们这些被炒的人，在行与行之间是不是有联系？”
夏征说：“我们都联系上了，还发了科机通讯录，只要科机一留言，大家就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
夏天又问道：“最近一段时间，有谁问过你，或者你跟谁说过，我是你的叔叔？”
夏征红着脸，许久才说道：“我只跟李明说过。”
夏天说：“你在入行的时候，我叮嘱过你，深圳很复杂，不要对我和你的关系大加渲染，尽量少说，而你呢？还更进一步说成是亲叔叔了。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停了一会儿，又问道：“许主任问过这事或者叫你填了什么表格之类的东西没有？”
夏征说：“她以前问过。”
夏天说：“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总行监察室都说我俩是近亲。你呀，还是要平心静气，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在社会上混，要谨慎一点。”
话说夏征到湖贝支行当经警的时候刚满十六岁，几年下来，也还不到二十岁。因为年龄小，刚入行时，常常受到比他老练得多的同事欺负，而此时，他也发现全行员工对夏天十分尊重，于是，他就捧着夏天的招牌以自保。谁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回竟因他自己说了与夏天是叔侄关系而被先行解聘。
这天上午，被市民银行第一批先行解聘的六十名经警（保安）全部挤进市民银行人事教育部办公室和门口走廊上，异口同声质问许光：“我们干得好好的，也签了合同，为什么被解聘？市民银行这样胡乱解聘，对我们怎么补偿？”
人们看那情景，就像菜市场上抢购新上市的蔬菜一样，人头涌涌，恨不得先得为快。小的倒是觉得还有一个更为恰当的场景能够形容个中全豹，那就是1992年8月9、10两天深圳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那每一家专业银行营业网点前万颗人头涌涌，任凭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声嘶力竭的叫唤，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狂躁的人流，最终酿成了国内外知名的不良事件的那一幕。——让人看了着实害怕。
话说人教部总经理许光被堵在办公室里想出出不来，讲话别人听不见。口干舌燥想喝点开水也成了很大的奢望，就连呼吸的空气也是浑浊的，流动着一股浓浓的汗酸味，在初夏沉闷、潮湿的季节里，让人感到阵阵恶心。
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下呆了半个多小时后，许光终于用他那已经沙哑的声音说：“请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你们的要求，我听懂了，我向行领导汇报研究后答复你们！能不能让我出去向行长汇报？”
这时，经警中传出两种声音：“叫申一枫那疯子站出来！怎么躲在小便处不敢见人？”“你们不答复我们，我们就不走了！”
吵闹到后来，他们最终还是让出了一条道，让许光到了黄鹿行长的办公室。这时的许光好像有点虚脱的样子，到了行长室，二话不说，拿了一个一次性塑料杯子，在饮水机旁连干了三大杯冷开水。然后摇了摇头，对黄鹿说：“黄行长，你看这事怎么整？”
一向嘴快鼻快的黄鹿说：“我也说申一枫把这事做得太急了！事前没有跟我说，就下了文件。你先说说，这事应该怎么整？”
许光说：“我看开一个紧急会议还是要的，不要搞出更大的事情来。”
黄鹿说：“我刚刚叫陈韵打电话到老申办公室，他还躲起来了。这样吧，下午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叫支行一把手、总行人教、监察、工会、保卫和在家的副行级干部参加会议。陈韵负责通知，你负责向那60人说我们下午研究他们的问题，叫他们回去！”
黄鹿这一招还挺灵，许光回到人教部对经警们一说，他们双手一举，做出胜利的手势、嘴上吐出“耶！”的一声，便宣布：今天的行动到此为止，明天的活动等科机通知。许光看到他们作鸟兽散的举动，摇了摇头，深深的吐出了一口气。然后，一**重重地坐在沙发上。
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晚上的八点，大家发表了很多看法和建议，但是，因为申一枫没有来，也就没有决议文。黄鹿要求各支行从晚上开始，还是要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不要出乱子。
湖贝支行的陈作业参加完会议回到家里，马上给夏天打电话，要求夏天协助劝劝夏征。他说：“夏征火气很大，想跟我打架。”
夏天说：“我帮你打个电话给他哥哥，看怎么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二天，正当被炒经警仍在总行闹得正酣的时候，躲在家里的申一枫又出怪招，签发了一个文件，该文件对调岗人员和经警、保安员的待遇做了规定。其中，经警人员从原来的1300元降低到800元。这样，算是比原来降低了40%。文件精神一曝光，立即引起不在第一批炒鱿鱼之列的员工的不满，他们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支持被炒经警继续闹事。鼓动他们与总行对着干。一时间，市民银行风生水起，好不热闹。这一天,六十名经警一个不拉的到总行闹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总行保卫部打电话通知各支行行长，要求他们：将各行的人带回支行，分别做工作，来个各个击破。并要求晚上回到总行参加紧急会议。
却说陈作业把周天真、夏征、李明三人领回湖贝支行，分别做他们的工作，言谈中不乏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意图。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分别问周天真、夏征：“还愿不愿意继续干？”
周天真表态：“愿意继续干。”
而夏征虽然年青，但考虑到曾经在被炒人员集会的时候听到大家要同进退的说法，不敢作主，答应考虑一下。当天晚上，他到了他哥哥处征求意见。他哥哥打了一个电话给夏天，夏天说：“我不知道陈行长说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银行的经警不是普通保安，是佩带枪支上班的。这样跟上面闹过的人，一般是不会留的。过去，行长跟我暗示过夏征的情况，好像不是很满意。不在银行干也好，以免日后出事。”
夏征的哥哥听了夏天一回劝，同意夏征作离开银行的打算。于是，夏征便考虑与其它准备离开银行的经警一起，只为争点自己的权益向上面讨个说法。
却说惯弄权术的申一枫因为炒经警闹得满城风雨，也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但是，他是一个不肯认输的主儿。了解到经警一个劲地往总行跑，他干脆呆在家里来个隔岸观火、摇控指挥。
话说申一枫的大学生年代，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很快便成为经风历雨的红卫兵干将，多少有点担当起队伍中的军师角色。这回看到行里经警起事，让他勾引起当年文革乱象。他在心里想：“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这天上午，申一枫仍在家里考虑晚上召开各支行一把手紧急会议的对策。后来，他打了一个电话把保卫部总经理王亚夫叫到家里。如此这般地交办王亚夫用上谍报手段，要在第一时间知道对手在想什么，然后采取相应对策。王亚夫回到行里，便对保卫部的同事也是如此这般地布置起来。他们分别在几个行的经警中暗立桩脚，形成一个眼线网，要求这些眼线了解到被炒员工科机响起的时候，摸清他们行动的内容，要在第一时间秘密向总行保卫部单线报告。
晚上九点钟，就在总行紧急会议还在召开的当口，保卫部总经理王亚夫的科机响个不停。主持会议的黄鹿不高兴地问：“开会期间，谁的科机没有关？”
王亚夫说：“不是，黄行长，我这是工作科机。”
黄鹿反问道：“谁的科机、手提不是工作用的？”
王亚夫看来解释不通了，马上站起来，走到黄鹿的座位旁，把科机留言压出来，让黄鹿亲自看。黄鹿手拿科机，努起嘴，睁大眼睛，只见留言写道：“同事们，明天上午九点，大家准时在大剧院斜对面的邓小平画像广场集中，然后游行到市政府门前静坐。”
黄鹿看完，先前对王亚夫的不满没有了，随口说了一句：“哎！我的妈呀！搞出名堂来了？”
黄鹿看到王亚夫回到了座位上，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诸位，我们的王总利用007的内线情报，了解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这些老同事的活动要升级了，明天不来打扰我们了，因为我们不够档次。他们要找市长了，大家看如何是好？”
与会人员听到黄鹿调笑式的讲话，哭笑不得，静待了一会儿，觉得申一枫在经济补偿方面没有松口，说什么都是白说。只有一条行得通，就是抓紧回去，动员这些经警的担保人、关系人一起做工作，争取他们明天不要上街。
参加会议的陈作业待会议一结束，便再一次把电话打到了夏天家里，通报总行会议精神，还是请夏天把话带到，要求夏征不要上街。否则，公安局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要抓人，云云。
夏天说：“我与他父亲联系过，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夏征年龄轻，他们现在每天究竟搞些什么活动，我搞不清楚。”
夏天虽然这样说，但在放下电话后，还是马上与夏征的哥哥取得了联系，叫他叮嘱夏征参加集体活动时不要太极端，要注意分寸。请他一定要说说他的弟弟，以免出事。
话说这些经警果然在第二天上午的八点多钟就三五成群地出现在深南中路荔枝公园南门的邓小平巨幅画像下面游荡。他们也很好集中，不用谁介绍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人身上穿的统一的经警制服，就是联络的标志。不到半个小时，画像广场已经聚集了四十多人。
这时，为了因应学生抗议美国暴行而上街游行，防范可能产生突发事件而下沉到深圳市政府周边的便衣警察，看到广场出现了异常情况，便走上前来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其中一个经警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你管得着吗？”
这位警察掏出了警官证，对他们说：“我是警察，负责这里的安全。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要干什么？”
原先那个经警说：“我们又没有犯法，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我也不怕。”
这时，另一个经警把他推开，对警察说:“我们是市民银行的，今天准备到市政府去，找市长评评理，不会占用你这个地方太久。”
他们说话这阵子，也就到了九点钟了，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这警察一看可能出问题，马上向市公安局内保部门报告。而市局内保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主管金融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该处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拨通了市民银行保卫部的电话，指名道姓地要保卫部总经理王亚夫接电话，王亚夫拿起电话后刚说了一句：“你好！”对方便说：“你们市民银行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安排上百个经警去保卫市长的安全？”
王亚夫说：“处长，你误会了。”
对方说：“我误会什么？”
王亚夫说：“他们是自发走上街头的，不是我们安排的。”
对方说：“他们有工作不做，为什么要到街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把我们公安局的意见给你们行长说清楚，不要哪壶不开提那壶。我们公安局的所有警力，现在全力以赴应对美国人轰炸我驻南使馆和X气功斜教组织问题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没有警力考虑帮你们解决经警闹事的问题。请你们的行长亲自出马，把广场上集中准备到市政府请愿的人，马上带回行里给他好吃好住。我打过电话后，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行自己担着。”
王亚夫说：“是！我这就向行长汇报，马上把他们带回来。”
放下电话后，王亚夫三步并作两步，近乎有点小跑似的来到黄鹿办公室，向他汇报被炒经警到市政府请愿的信息，和市公安局的要求。
黄鹿听后说：“我也没有什么招，申一枫又不出面，又不松口，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个处境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用我办公室的电话，打个电话给申老头，说要出事了，他是法人代表，我是天塌下来有他这个高个子顶着，我才一米六三，砸不到我，问他怎么办？”
于是，王亚夫唯唯诺诺地打通了申一枫的电话。申一枫听后，感到事态的发展终于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不得不对王亚夫说：“你和黄行长要不惜一切办法，把参加游行静坐的人先带回来，总行解决他们的午饭。答应他们：明天上午一次过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样，黄鹿交办王亚夫、许光马上到已经在深圳市政府门口，要把在那头开荒牛雕像旁边静坐了十来分钟的经警们如数带回市民银行总行。
正在这时，深圳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办公室，秘书陈韵刚刚说了一句：“您好，我是市民银行行长室。”
对方说：“我是市政府总值班室，请黄鹿同志接电话。”
陈韵说：“好的，请您稍等。”
黄鹿接电话后，着实被总值班室主任说了一通，说他们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全局观念。要求他们在十点三十分以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必须把自己的人带回去。
黄鹿不敢怠慢，忙说；“我已经布置下去了，马上就把人带走。”
……
话说申一枫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顾刚刚与经警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提前解聘他们，闹出事情后又故作矜持，不愿意务实地解决问题，终于让市政府不能省心了。而市政府门前的深南中路是一条严管路，不少摄像头联着内保部门的监控室，市民银行经警游行、静坐的一举一动也在监控室的显示器中反映并记录了下来。
市政府总值班室打电话给市民银行后，申一枫意识到换经警这件事操作下来，与自己当初做政治秀的愿望相去甚远，有点事与愿违了，便以弄权者惯有的看风驶舵的本领，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前倨后恭，着手处理起善后事宜来。这样，他亲自主持了市民银行在狂炒经警后连续第四个晚上，也是最后一次的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终于定下调子：明天上午，总行正式答复：每一个被提前终止合同的经警一次性的补助由原来设想的每人1800元，增加到15000元。也就是说，这个金额已经等于：当事人在剩下的合同期限不用干什么活，而工资照样支付，而且提前一次性支付完毕。而一年的工资付完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这样，市民银行一次性付出了90万元，比原设想多付出80万元。也就是说，用可以请100个贵州山区的穷孩子在市民银行干一年的工资含量处理了第一期被提前解聘的60名员工的善后工作。接下来第二阶段要炒的40名经警也按此办理，全部事情处理完要多花132万元。
那些领到钱的经警们，在市民银行大楼广场上兴奋地说：“这申一枫龟孙子，就是欠揍！早是这样，也不用我们忙乎几天，害得我们几个晚上的觉都睡得不踏实！”
还有的说：“申一枫不得人心，市民银行肯定栽在他的手下，他注定是历史罪人！”
看官听说：申一枫为了自己的政治秀而心血来潮，上演的这一出扶贫闹剧对他来说并不合算，市场民银行无端端地多花132万元不说，就是对他个人也是一次不小的损失。首先，在市民银行内部，原来只有行处级干部知道的申一枫大权独揽、刚愎自用、任性胡为的特征和劣根性经此一闹更加表面化、公开化了，让不少普通员工所见识。这样，使这个原本在普通员工印象当中通常不拘言笑、颇具亲和力的谦谦君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其次，这一事件在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让市里的领导认为市民银行的主要负责同志，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难当大任。而当这种认知慢慢在领导层形成主流意见的时候，任凭申一枫纵使每天上演一回秀，把自己打扮得比七仙女还漂亮，比董永还痴情，也是枉然，在官场上只能拾级而下了。
哎呀，不要怪谁！要怪只能怪申一枫自己空有满脑子心计，奈何与深圳的现实不太搭界。深圳毕竟是讲业绩的地方，你秀得再好，就是出不来成绩，当然不能算作什么好鸟。这样说来，还真应该埋怨申一枫自己过往当闲官当得太久了，不用靠自己劳作，就能混个肚大肠肥。真是应了武汉臣的元曲所云：
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
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