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觉得很面熟，但是还是没有想起来。
那年轻人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已经不记得在下了？那日在大相国寺……”
他这么一说，王贤立马想起此人了，他便是那日在相国寺前误认为自己是考生的那个汪洙，那日匆匆说了几句，又是一个月不见，也无怪他想不起来，这时听他提起，这才不好意思地道：“原来是汪兄，在下惭愧，竟然不识故人。”
汪洙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切莫如此，你我萍水相逢，便是不记得又有何妨，适才我与两三友人正在这太学之中闲逛，未曾想到小兄弟你也在此，故而过来攀淡。”
王贤想起了科举，这个汪洙应该又一次参加科举了才对，他忙问道：“汪兄，前几日的科考尚顺利或？”
汪洙本来笑着的脸庞顿时黯淡下来道：“金榜尚未下发，不过此次实在压力太大，在下很难中榜，对了，小兄弟你为何在这太学之中？”
王贤呵呵一笑，正要说什么，方营走了过来对王贤道：“王兄是在和何人说话？”
汪洙不等王贤说什么便开口道：“在下汪洙，草字德温，乃是江南明州人氏。”
方营一笑，也是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和汪洙客套了几句，就对王贤道：“你到那边去登记一番，午时准时开考，莫要忘了进场，若是有事便到西院来找我，勿忘。”
汪洙惊讶地看着王贤走到不远处，像是在登记造册，吃惊地道：“难道小兄弟要进太学不成？”
方营笑了笑道：“汪兄莫要吃惊，我看汪兄也是士子，既然科举无甚把握，何不入太学，以求捷径？”
汪洙有些迟疑，他还是很有顾虑的，毕竟他也不是京城人氏，一旦决定下来，那便几年不能回家一次，见方营正笑着看他，不禁道：“那也好，在下便要请方兄引荐一下。”
方营带着汪洙又一次走到张平寒这边，这次没说几句便登记了姓名，然后便告辞而去，只留下汪洙一人在那等着。
王贤心中还在默念着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呢，他虽然在家中通读了几遍，然而脑子实在不够用，只觉得一会儿这新义没有什么意思，一会儿又博大精深起来，其中的那些道理不外乎定仁义和加名分，但是要把原句复述一下还真是为难王贤了。
张平寒因为王贤乃是黄庭坚荐举，故而格外青眼相待，这时对他说了不少需要注意的东西，包括不能言及世弊时弊，不能言及朝廷诸官，不能诽谤政事，不能辱及先圣，不能有……反正就是太多规矩，让王贤心中不安起来，既然有经义策论，又不能妄议朝政，只能举前朝旧例了，而且不能让人觉得这是借古讽今，哎，难怪古人写文章那么担惊受怕的。
直到午时以后，众人才开始进场，总共三百余众，分隔间而考，二十人为一间，在东室之内，有专门监考之人来回巡视，以防夹带或者抄袭。
笔墨纸砚早就准备妥当，试卷也放在上面，因怕考官舞弊徇私，故而在午时前一刻才安排考间和坐位，王贤坐在最东边的一间瓦房之中，刚好靠窗，窗外尚有松树翠绿，枯焦黄叶，算是一道风景。
这试卷真是让王贤大吃一惊，原以为几百份试卷怎么着也应该是印刷之物，没想到这还真是手抄，想、笔迹很是有力，一提一勾都跃然纸上，看得出对书法颇有造诣。
总共就有两题，一是经义，一是策论。
经义题很是中规中矩，由“名不正而言不顺”所发之言，而引导名分之题，王贤读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知道其最重名分，此题果然算是简单，他立刻磨墨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上千余字，这些都是大道理，没什么可以变化的，把圣人之言摘抄过来几句，然后发一通感慨，“噫，古之圣人尚如斯，今之人才不及圣人、德不及圣人，不尊长幼之分、父子之别、君臣之道，何如？则幼不幼、子不子、臣不臣，国之乱矣。”
这些套话他写起来很顺，本来就是唬人的，稍微引经据典，便可写下很多字，他也不用脑袋想了，就直接写上去。
这监考官也是四处巡考，两眼不停张望，生怕这些士子们有人舞弊，而这些人倒挺自觉，都在默默地写着，未有一人敢于抬头。
王贤终于把最后一句“故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天道也。”写下去后，一张大纸竟然都是文字，密密麻麻的，看着就让人舒坦，他呵呵一笑，转眼看那道策论题。
大宋朝考策论乃是很奇特，太祖当年也有过策论之试，不过只是一些皮毛东西，和经义很接近，后来干脆把策论之试废除，自范仲淹庆历年间改革之后，策论又开始回归考场，不过没了经义试，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个样子。
王安石变革科考，废诗词考，集所有为进士科，天下士子开始重视起了策论和经义来了，以《三经新义》为准线，长篇大论，皆不绝于耳。
自那时，策论之题便开始到了和时政挂钩的地步，王安石在朝时，几场科举皆是以新法比旧法的优异为题，或是含沙射影，或是直截了当，策论还真变成了士子论国的地步。
司马光上台以后，对策论试也是小利用了一般，就是他将要离世的那一年，出题为“以祖宗法规治天下，何如？”，算是对王安石的新法最后一次抨击吧，而后来苏轼出题说仁宗朝政令宽和，神宗朝政令严峻，各有各的不好，当今又该如何选择？
这些策论之题偏向政治化的同时，也给朝廷增加了许多争论，经常有人拿科考士子们的文章来做事，所以朝廷有人就主张淡化甚至是废弃策论试，只是章淳上台后，又一次抬出三舍法以及以往的策论、经义取士之法，所以策论试并无多大改变。
然而不是每一道题目都可以出的，当年苏轼出了拿到策论题，立刻被人弹劾，以王岩叟为主的朔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立刻抓住机会，要不是太皇太后力保，苏轼早就会被一贬再贬了，所以出题小心，也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
王贤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个题目：“富民则富国，富国则富民，何如？”
这种题目，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和现在朝廷开边、执行新法、打压旧党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想来出题之人必是怕麻烦，就连题目也是聊聊数言，极尽简单之本。
然而这样的题，却真是不好写了，富国、富民，王贤长叹一口气，把目光抬向窗外，还是那翠绿松树、满地黄叶，却显得单调了好多。
他不禁想起了语嫣所说过的话，百姓疾苦，无人关心，只求一顿饱饭而不得，所以要是富国必要先富民，民先富而后国富，民先立而后国立，这些都算是上古良言了，然而真正说起来，谁会让民完完整整地富起来呢？
钱财乃是国家之根本，现在这个时代，是小农的时代，是靠天靠地的时代，只要有田，不论是稻田、麦田、水田、旱田、桑田、茶田，都可以保证小农的生存，然而要做到富裕，难之又难。
改变生产方式，改变小农阶层，这才是民富的基础。
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就从执政之士大夫来说，也不可能愿意让新兴阶层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物质积累的漫长时间是要靠稳定的政治局面来维持的，再过二十年，这个朝代就要被外族入侵而亡，再过一百多年，整个大宋也会被消灭，生产水平和新的阶层会被一网打尽，积累的物质资料也会烟消云散。
富民不现实，富国就现实了？
富国之道，还是在富民的基础之上，若是民无财，那国之财又能从何而来？然而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还以为天下之财乃是定量，不会多也不会少，若要富国只能加税，故而当年王安石提出“不加税而国富”的理论后，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
经济重量提高了，那么相同税率便可以使得国家收入提高，这便要求国家用手段来使民先富，就像战乱之后的天下，君王们总是说要免税免役三五年，不只是做个样子，也是为了休养生息，让民先稍微富起来一点，再积累国家物质。
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再生产，江南水田一年可以两季，然而百姓们却无法及时地筹集好，所以很多时候都荒废了，而当年王安石便是考虑此点，让国家借钱给百姓们，让他们可以先得到种子、水牛等物，待到收成之后加利还清，不耽搁生产，这种想法便是极大进步，可惜最终却失败了。
王贤心中一笑，这些人根本不理解经济手段，又如何能使国富起来？不过还有一条特别的渠道，可以使国富起来，王贤沉思了一下，便提笔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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