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保健总管讲述抢救胡耀邦经过（图）2008年10月06日09:01新华网【大中小】【打印】本文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王敏清是其中的一位。现将王敏清在为中央高级领导做保健工作时的一些见闻，摘录如下——
给周恩来的揭发信转落到康生本人手中
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到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一九六八年春，被康生、**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这年九月，蒙冤十三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二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揭露康生的累累罪行。
文章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抢救*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八点五十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电话告诉王敏清:*今晨四点多发生心肌梗塞，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工作的总领导*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前一页123后一页>>中南海保健总管讲述抢救胡耀邦经过（图）2008年10月06日09:01新华网【大中小】【打印】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六点二十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
王敏清还清晰地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六点三十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一切该做的都做了，*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八点十六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十六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报告:*的心脏于八点十六分停止跳动。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
快到晚十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抢救胡耀邦
一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文章，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写道:
在政治局开会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中南海保健总管讲述抢救胡耀邦经过（图）2008年10月06日09:01新华网【大中小】【打印】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胡耀邦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作者:王凡、东平；原书由**党史出版社出版）
<<前一页123后一页>>"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1）字体[大中小]在政治中，实验即意味着革命。
－－迪斯累利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
由传统帝国官僚制向现代责任内阁制的转变，是政治体制由**走向民主的重要表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官制改革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
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这是政治改革的一般规律。政治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事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政局的混乱甚至政权的崩溃，对于由传统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的变革，由于变化幅度巨大，其操控难度就更大。
中央体制改革在全面的官制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施行。在1901年，应西方各国的要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1903年设商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和学部。另外还增设财政处、练兵处和税务处。这些新机构的设立，打破了隋唐以来中央一直以六部行其政令的传统格局，可以看作清末政体改革的序曲。
时论在1904年大声疾呼："以今日之势，非大举政界而改革之，不足以救亡。"《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十三日。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并决定从改革官制入手，以为立宪的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大举措，宣布了国家由此正式进入预备立宪的实际操作阶段，即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侯宜杰：《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立宪前的准备工作之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蹴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关于官制改革与"预备立宪"的关系，在仿行立宪的"上谕"中这样说道："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帝国有4万万人口之巨，却只有2万个行政官员职位，而其中一半在京城；平均每县人口为25万，行政官员却仅有5名。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80～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一方面各省督抚都抱怨冗员过多，要求朝廷停派候补人员来省，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熟知洋务办理新政的人员奇缺，一再谕令各级官员各举所知，切实保举。
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人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认为日本的宪政改革之所以顺利，就是因为"官制之预备得宜"，"未改官制之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7～3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立宪政治自然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但由于中国民众历经数千年而没有参政的经验，加之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下，因而官方的引导和调控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能，适应宪政改革的要求。
当时身在海外康有为就认为：要进行宪政改革，就必须对现行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如不先行整顿行政机构，任何政治革新的努力都将徒然而无功。转引自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朝廷接受了考察政治大臣的建议，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从改革官制入手，帝国政府亦然。清政府的中央机构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行政中枢为军机处，军机大臣无定员，均有兼职；内阁原为行政总汇之地，后逐渐被军机处取代，至清末已成为闲曹；此外尚有太常寺、翰林院等机构。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2）字体[大中小]官制编制局所拟官制，"大抵依端制军等原奏斟酌而成。"《辛亥革命》（四），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在核准撤销军机处和决定成立责任内阁的同时，所设置的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等等，也基本上是以考政大臣所提出的"三权分立"设想作为蓝本。对于制定官制，编纂大臣似定了五条基本原则：
一、"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厘定"，此次只改行政，司法，其余一律照旧；
二、改革要做到"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副责成，尽心职守"；
三、实行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行政，司法厘定；
四、钦差官，阁部院大臣，京卿以上各官作特简官，部院所属三四品作为简官，五至七品为奏补官，**品为委用官；
五、另设集贤院、资政院安置改革后的多余人员。
朝廷随后批准成立编制馆，即官制改革最高主导机关。
编制官制事务理应由载泽主持，但由于袁世凯在立宪运动中的声望，且在编制官中有大量的成员都是他的追随者，以及庆亲王奕劻的一贯支持，使袁世凯成为官制编订事务的真正主持者。
1906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一支10万人之巨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职位，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
国内立宪派人士对袁世凯的赞誉先不说，就是当时悄然崛起的美国，对袁世凯也是盛赞有加。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在他的《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开篇就说："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认为第一。"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第135～13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袁世凯期待中国也能建立起日本式的责任内阁。
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要求改变封建**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凡是能促进这一运动的人物和行动，都可视之为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进步的意味。袁世凯投入立宪运动，并身体力行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的许多立宪主张都超越了清王朝以及与他地位相当的许多开明官僚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编制馆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提出建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现代行政机构。
这一草案被称为《新官制改革案》，它规定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
这一草案的进步意义在于：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
但是在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第4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见袁世凯的政治命运原没有那么顺达。他坚持说："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第6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3）字体[大中小]他的立宪主张得到了相当一批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也使得袁世凯本人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并获巨大支持。
官制改革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过程，牵涉到帝国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利益，因此阻力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各部大员；二是各部司员；三是满族官员。
成立责任内阁的草案传出以后，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立即升温至白热化。
反对派的主角之一为军机大臣铁良、荣庆。他们本不反对立宪，但是涉及具体改革步骤时，则直接造成了立宪的延宕。
如果成立责任内阁，规定官员不得兼职，荣庆则只能专任学部尚书，政治地位下降，铁良出任内阁副总理，其财政权和兵权将同时失去，因为他此时身兼户部尚书与练兵处会办等要职。
铁良声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他的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要员。
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反对派甚至煽动太监起来闹事，宣扬说一旦改革官制，所有宫监都会受到驱除，内务府也要裁撤。这个在中国极端**体制下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特殊群体闻风而动，来到慈禧太后面前泣诉，一向对汉族官僚崛起心存妒忌的宗室王公、贝子们这个时候也把攻击表面化。
慈禧太后被干扰得寝食俱废，竟然对人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陈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页。这不单是个人的疲倦，也显示出一个体制的疲惫。
为了避免更大的动荡，清政府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原则：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但是，由于官制改革牵涉范围极广，反对者何止太监、宗室，朝中百官几乎全起而发难。
反对派不谋而合，群起而反对，矛头对准了新官制的提倡者们。
9月22日，御史王步瀛奏陈改革官制应"兼采众议"，令百官各抒所见。
于是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达北京。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翰林院撰文李传元、内阁学士麒德、御史涂国盛等认为，改革不能全面更张，不能过急，应从缓办理。
御史刘汝冀说，总理大臣代替君主负责，是"率天下士大夫，内背朝廷"，"不可轻设"。
御史张瑞荫、吏部主事胡思敬说，内阁权重，"用人偶失，必出权臣"，君权将被取代，军机处万万不可废。
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草案，主张保留旧制。
内阁中书王宝田、户部笔帖式忠文、户部郎中李经野、兵部外郎马毓桢等反对体制改革，也反对立宪。他们声称：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改革官制更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阴以夺朝廷之权"。
内阁学士文海指责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应回本任。
御史赵炳麟、蔡金台、石长信、王诚荑、吏履晋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认为现在还不是成立的时候，否则就会出现"大臣**政体"。
在部院尚侍以上的大员中，王文韶、鹿传霖均持反对意见，都御史陆宝忠则反对袁世凯参加主持体制改革。
在这些反对者的声音当中，真正站在立宪对立面的占少数，很多人直接把弹劾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袁世凯和奕劻本人。
反对派的阵容之强大使慈禧感到左右为难，她只得勉励厘定官制大臣和衷共济，妥善协商，厘定官制大臣们最终作了妥协，于是原似裁撤的吏部、都察院被保留下来。
在拟定的新方案中仍设内阁制，置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各部尚书同为内阁政务大臣，均辅弼君主，代负责任。所设之部为外务、民政、财政、陆军、海军、法、学、农工商、交通、理藩、吏部。另设政务处为资政院，礼部为典礼院，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增设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总司核定大臣奕劻、孙家鼐、瞿鸿禨复核时，又将财政部改名度支部，交通部改名为邮传部，取消典礼院，恢复礼部，将行政裁判院和集贤院删去。
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的上谕，宣称："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4）字体[大中小]"设官分职，莫不因时制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清实录》第59卷，第467～468页。
最终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鹿传霖为吏部尚书；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溥颋为度支部尚书；溥良为礼部尚书；荣庆为学部尚书；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尚书；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寿耆为理藩部尚书；陆宝忠为督察院督御史。
与此同时，奕劻、瞿鸿禨仍留军机处，世续补为军机大臣，林绍年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须辞去军机大臣职务，专管各部事务。
政体改革的程度没有获得立宪派的认可。
但这样的改革毕竟使中国中央政治机构向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它确认了三权分立原则，行政、司法机构开始分立；军机大臣职数减少，各部尚书均充参与政务大臣，责权加重，表现处向责任内阁演进的趋向；中央各部只设尚书1人，侍郎2人，均为专职，有利于加强官员的行政责任心、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还准备增设资政院、审计院、海军部和相当于参谋部的军咨府，陆军和海军、军政和军令分开，向世界通行体制靠拢，表现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向。
但是与最初袁世凯所主张的改革草案相比，又保守了许多。
草案遭到多方面的否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御史赵炳麟曾连疏陈论"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特别是他的《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紧紧抓住奕劻、袁世凯不设议院，独设内阁这个关键问题，论析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正、副总理的奕劻、袁世凯专权的局面。
这一论点不但使慈禧太后大为"感悟"、使光绪帝动容。参见赵炳麟：《赵柏岩集》，第614～615页，623页。而且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赵启霖；《游园集》第4卷，第18页。，可见其政治影响的波及范围之大。
赵炳麟说得非常明白：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第18页。
赵炳麟的奏折确实阐明了西方议会内阁制中内阁与国会的关系，他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君主执掌国家大政。
军机大臣瞿鸿禨虽不公开外露对官制改革的意见，但却紧紧抓住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的政治目的，多次"短袁于太后，谓其专权跋扈"，并对其官制改革方案"隐沮之"，他向慈禧进言：袁世凯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祸心弥天，万不可批准。慈禧太后最终"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第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而袁世凯对瞿鸿禨"大失望，益衔鸿禨"。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第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瞿鸿禨，这位21岁即中进士而入翰林的湖南人，为官清廉而刚正，向来以通达时务和清德孤操而被人所称颂。慈禧太后也十分倚重于他，任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
瞿鸿禨出身科举，袁世凯出身戎马，这就决定了二者在为官之道上的很大不同，儒家文化一向重文轻武，这就为瞿鸿禨对袁世凯的不满埋下了伏笔，再者瞿鸿禨一向站在道德操守的优越地位，就更难以和袁世凯走在一起。袁世凯也曾主动结交瞿鸿禨，希望强强联合结成政治同盟，但是遭到瞿鸿禨断然拒绝。朝野上下因为各种原因反对奕劻、袁世凯的官员就暗奉瞿鸿禨为首领。从心理上来说，这种以正义一方自居的非我莫属的"责任感"更加扩大了他与袁世凯的裂缝。虽然他们在立宪问题上并没"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5）字体[大中小]瞿鸿禨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主张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
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党争"。
很显然，此时的瞿鸿禨主动应和了最高统治者的狭隘心理，对君宪进程和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官制改革的结果致使袁世凯的各项兼差皆被免去，北洋六镇也被清廷收回四镇。
当时的天津道，袁的亲信毛庆藩曾上书袁世凯："劝其学湘乡（指曾国藩）之谦退。"袁虽"雅重之"，"然军人性质颇与胡文忠所言包揽把持为近"，张一鏖：《心太平室集》第8卷，第36～37页。及时的退隐这一为官策略在**体制下为人所称道，但是袁世凯并不肯就此罢手。
清末官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尤其是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地方对中央的责任。
载泽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就说过："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4页。
所以有人评论说是因为袁世凯太过招摇才招致这样的结果，这其实是皮毛之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在朝廷上当面指责铁良"大权独揽"。陈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07年7月，袁世凯又攻击铁良管辖下的陆军部"无振作之气象，兴革之举动"，不但于兵法之厘定，兵区之规画，兵备之筹计，兵数之扩充，兵才之作养，兵格之增强，各国兵势之侦察，东西各国兵学之会通，"皆未遑议及，即本部章制，亦迄未见实行"，特别是袁所交出的北洋四镇，因"付诸谬妄人之手"，而每况愈下，若长此以往不图改变，必将使"中外腾笑，将士解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直隶总监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
铁良闻讯立即反击，面奏慈禧太后，攻讦袁世凯"心存匠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神州日报》，1907年8月29日。
如果官制改革草案成为现实，当时的反对者以及当今许多学者担心有可能出现内阁**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这是完全的多虑。
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定本身就说明了传统政治力量以及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一派所主张的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议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帝国政府内部根本不可能出现内阁**。
再者，从政治史上来看，即使出现内阁**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官制改革草案中的内阁制固然不同于西方意义的议会内阁制，但是比及君主政体，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集体决策体制。这种政治改革中的小步走，有利于政治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
但是由于政治利益的严重冲突，袁世凯的反对派们根本不愿去看到这一点，也不愿提及这一点。袁世凯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赵炳麟直接指出他"冀以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赵炳麟：《松柏丛集》，第6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并且明确表示"宁要君主**，不要内阁**"的心理。
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都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官僚，认为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但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官制改革前后，比及他的反对者，袁世凯自己倒是显示出了政治主张的一贯性，而他的政敌们的政治主张在此前后却显得非常矛盾。
毫无疑问，在颐和园的御前会议上，主张立宪缓行的大臣们并不是对西方宪政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御史赵炳麟等人，他们对宪政的理解程度可能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料想。
当大臣们就是否把立宪作为基本国策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理解到宪政并非空中楼阁，要求政府注重宪政前的准备工作，不主张立即大幅度进行整治改革。而此时的奕劻、袁世凯、端方、徐世昌等人则主张立宪工作应立即着手。
但是到了官制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袁世凯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在改革草案中提出建立责任内阁，他的反对者们却立即旗帜鲜明的指出，这样的内阁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内阁，要建就要建立议会监督下的内阁，如果无法立即建立，就应该保持现状。
本书介绍大清帝国最后十..作者：李刚出版社：当代中国出..凤凰书评·黑天鹅也有白内障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导读自序（1）自序（2）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1）"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2）"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3）"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4）"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5）"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6）"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7）没有最终的赢家（1）没有最终的赢家（2）没有最终的赢家（3）没有最终的赢家（4）没有最终的赢家（5）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九年里都需要做什么？（1）九年里都需要做什么？（2）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1）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2）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3）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4）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第四部分第四部分...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1）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2）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3）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4）立宪派缘何更激进？（1）立宪派缘何更激进？（2）立宪派缘何更激进？（3）立宪派缘何更激进？（4）第五部分第五部分...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1）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2）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3）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4）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5）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6）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7）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8）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9）民情是把双刃剑（1）民情是把双刃剑（2）民情是把双刃剑（3）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1）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2）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3）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4）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5）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6）"新政"没过"保路"关（1）"新政"没过"保路"关（2）"新政"没过"保路"关（3）"新政"没过"保路"关（4）"新政"没过"保路"关（5）"新政"没过"保路"关（6）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1）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2）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3）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4）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5）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6）大厦瞬间倾塌（1）大厦瞬间倾塌（2）大厦瞬间倾塌（3）"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6）字体[大中小]当这些言官和反对派官僚对官制改革草案大加讨伐之时，袁世凯以及大批的地方官僚已经开始就地方自治工作进行了多年的试验。
英国是议会内阁制的发源国。但是其内阁体制也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英国内阁首相在位时间最长的出现在18世纪，名叫罗伯特·沃波尔，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当年，乔治一世移居伦敦并开始统治英国，但由于他不懂英语，无法与各级官员包括自己的顾问们直接沟通，于是选中了沃波尔，给了他"首相"之名。从1721～1742年，沃波尔在任时间长达20年零314天。如果用当今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是一位**的首相。
沃波尔曾因贪污罪，被投入伦敦塔监狱。但是由于在处理轰动一时的"南海泡沫"事件中，挽救了南海公司，使之免于彻底破产，因而得到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热烈赞扬和支持，使他名声大噪。
沃波尔任第一财政大臣时，不但政府的各项活动须有大量财源作为基础，而且在议会议员选举及议会活动时，也贿赂公行。有了大量金钱，就可以操纵议员的选举和影响议会的活动，从而通过议会来达到政治目的。因而，沃波尔掌握了财政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命脉，掌握了一笔用以政治活动的"秘密服务资金"。在讨论或执行政策的时候，各大臣往往唯他的马首是瞻。
在法国路易十三时期（1610～1643年），首相黎世留极端专权，他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法律环境甚佳。
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更是撇开议会，独断行事，被人称为"铁血宰相"。
被新政时期的朝野人士极端推崇的伊藤博文，于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后继任内相。1881年，伊藤博文联合一派势力，发动政变，排除异己，成为日本首相。1882年3月，伊藤博文赴欧考察宪法，决定制定一部符合日本国情、确保天皇拥有绝对权力的宪法，并亲自负责制定宪法的筹备工作。1885年12月，在伊藤博文的建议下，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建立内阁制，44岁的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到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次年10月，日本宪法开始实施。10月，伊藤博文出任贵族院议长；11月，正式成立帝国议会，伊藤博文成为制宪元老。
由此可见，各个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官制的改革过程，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生硬地对他国体制的照搬。英、法、德、日等国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但是各国的政治体制迥异。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阶段。
作为一个东方古老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意义的议会内阁制，无异于痴人说梦。官制现代化需要经历探索期和过渡期，这个过程不可跨越。
虽然遭遇曲折，但是"从改革方案的设计及推进改革的谋略这一角度看，清末官制改革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后人总结吸取。这些问题中，有一些属于改革过程中的局部问题，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有一些则属于全局性、深层次的问题，不仅在最初的改革方案设计、谋略抉择上就存在严重偏差，而且未能有效调整、控制，以致酿成了巨大的隐患"。刘光永：《大清的挽歌－－清末改革管窥》，第169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比如在官制改革中，政府缺乏通盘周密的筹划。
在1904年底，政务处奏请将漕运总督改为江淮巡抚，以漕运总督原驻地方为行省，江宁布政使所属江淮杨徐四府及通海两直隶州，全归其管理。那时候的理由是：江北地方辽阔，宜设重镇，因为漕运全停，漕运总督的设置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建议改设巡抚。朝廷立即批准，上谕称："著即改为江淮巡抚，以符名实而资治理。"《清实录》第59卷，第179页。
3个月之后，朝廷又下上谕，命令裁撤刚刚设立的江淮巡抚，上谕这样说道：政务处奏复会议苏淮分立行省一折，苏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设。江淮巡抚，即行裁撤。所有江淮镇总兵，著改为江北提督，以资震摄。《清实录》第59卷，第215页。
客观说，如果据此一味批评清末政府朝令夕改也有失公允，这种"出尔反尔"情况的出现也反映了中央变革之心的急切，并且在各国的政体改革中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算罕见，但是清末整个社会的躁动已经无法让人冷静看待这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误。
如果是在承平年代，这不过是一个失误的个案，但是在此时，它更加严重地损害了政府主持改革的应有形象，使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对政府行政能力的信任大打折扣。
这样的时代特点要求政府具有更加高超的行政艺术，处在危机中的清"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7）字体[大中小]再比如裁汰冗员问题。早在1904年6月，朝廷就发出上谕要求中央各部堂、地方督抚"破除情面，认真厘剔，奏明裁并，以节虚糜而昭核实"。《清实录》第59卷，第72页。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是每一个处在变革中的政府都不得不妥善处理的问题。但是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情况又更为复杂。
数月之后，政务处又奏请"免裁各省员缺"。如果仅把问题看到这一层，则不免把复杂问题看得太过简单，政务处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是"以为毕业生升途"。因为接下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将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个庞大的游离群体，这个知识群体本是传统政府的坚定合作者，而作为政府层，不可能不考虑对这个群体的安置，而与此同时大量从新式学堂中走出来的毕业生也需要妥善的安置。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两个群体都背离了当局，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的背离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比君主立宪更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急变的体制不能很好地把他们吸纳进体制内部。
报纸的批评如期而至：裁汰官缺，为近我国一大政，举国皆属耳目。不料忽有此反讦之举也！……夫国家近者亟亟于派游学、兴学堂，岂不知学生为国家将来之所恃赖者"，本该"高其位置重用之，以收其成效，而乃仅择一在可淘汰之员缺以位置之"，"未免轻视学生"。《未免轻视学生》，《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
舆论再次证明，帝国的人民已经渐渐失去耐心和理性……
加之帝国上空一直弥漫着党争的阴云，这道裂缝将越发不可弥补。没有最终的赢家（1）字体[大中小]丁未政潮是清末一次大的**，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个月有余。在此期间朝廷朝命夕改，枢臣频繁更动，政客暗设机关，言官大加弹劾。因当年为丁未年而得"丁未政潮"之名。
丁未政潮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最终以瞿鸿禨、岑春煊被开缺而告终。
瞿鸿禨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世凯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此二人都主张对袁世凯应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世凯建立责任内阁的主张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丁未政潮。
岑春煊一入京，孙宝瑄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10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盛宣怀更是早有预见，说岑春煊之入京，必有"大举动"。陈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陈寅恪后来曾撰文指出："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
其实无论清、浊，两派都主张立宪，提倡兴利除弊。所不同者在于以袁世凯为首的一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立宪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第23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清流派除了与之有利益冲突之外，更以道德高尚者自居，颇看不惯袁世凯的行为方式。
瞿鸿禨、岑春煊一向以打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为名对袁世凯、奕劻大加挞伐，把两派之争自比清浊之争，想借此获得朝野舆论的支持。
早在云贵总督任上时，岑春煊就利用官制改革的机会将亲信于式枚派进北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密电号码本，使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及时。刘体仁：《异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76～377页。
同时瞿鸿禨又指派汪康年在北京开办《京报》，"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撄政府要人之怒。"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6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后来岑春煊自武汉"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劻，指出"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岑春煊：《乐斋漫笔》，第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围绕官制改革的问题，两大对立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极为激烈。
东三省督抚的任命就是两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的方案，编订官制大臣的意见很不统一。一些人主张大规模的变革，另一些人坚持在原有的基础上先作小规模的变革，次第进行。
弹劾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也未能说动她。
端方这时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照相馆里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的合影，刘垣：《张謇传记》，第15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作为攻击瞿、岑的凭据。
不应忘记的是，端方这位极其开明的满族官员，早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期间就与梁启超发生了深度的接触。但是激烈的党争已经让他顾忌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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