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救国富强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色彩。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琡，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琡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汪兆铭十三岁时，汪琡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酿成他反清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清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清朝帝王“君臣之义”的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家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述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日日不绝。所以，有“精卫填海”这一成语，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为菊花而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清朝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纷乱如丝，杂税盛行，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清朝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洲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政府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吁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清朝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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