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非可和一般人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政府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政府”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惟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
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渡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
万法惟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他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麻醉剂，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
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巨大。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清朝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清朝宗贵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各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朝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
“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
毋需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乃几个清朝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事。
更天真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以来，几乎是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使得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
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政府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死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者所言最为恰允：
“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本来有秋瑾和汪精卫。但汪精卫情况特殊，单列一传；秋瑾非暗杀行动英雄，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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