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澂杀了革命党几个人，给读者的印象，似乎他就是个杀人狂，凶恶屠夫。其实，不大尽然。
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字莘儒。从中央到地方，他作官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并不属于那种全凭关系往上爬的满洲权贵。这位爷，肚子里很有些才学和本事。当然，完全说他凭本事在官场混，也是谬赞——他爷爷是大学士琦善（挤兑林则徐那位），爸爸是将军恭镗。
权贵出身的瑞澂，官场作风比较好，清廉不贪。如遇承平盛世，他很可能是个百姓翘大拇指的好官。乱离季世，这样的人，处于浪口风尖，就如小草，任凭疾风狂吹。
军警们从宝善里搜得一整套革命党人名册，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就劝他下狠手——立刻召集军将，按册抓人，大开杀戒，如此可防患于未然。
瑞澂缺乏果决的魅力，他本人又信佛，总觉杀人太多有损阴德。就连铁忠勾决彭、刘、杨等人，他也在后堂犹豫许久，最终在张梅生等人催促下才最后拍板执行。
有人可能会问，张梅生一鼠须师爷，有那么大能耐吗？当然有。这些官府的高级幕僚，熟读中国古代历史，深谙权谋治乱之道，学问见识往往大大高于他们的雇主。书生没运气中举，他们只能把大好才华窝起来，去当慕宾。赫赫大名左宗棠，就是刀笔幕吏出身。
奴才发起狠来，往往凶过主子。
事实证明，瑞澂的犹豫，完全是妇人之仁。如果他果决，就马上按照名单抓人；如果他有大慈悲，大智慧，完全可以在搜获名册后召集新军中小级军官，当众宣布此事，然后把名册公开销毁，表示既往不究。这样做，定可大大削弱新军内革命党人即时起义的危险。
关键时刻的懦弱迟疑，换来的，无非是窝心一剑。
10月10日早晨，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被清脆嘹亮的起床号惊醒。连夜的策划、操劳，他刚眯了眯眼睡了一小觉。
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那一天，即将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就在昨天，三棚的革命军士兵任正亮臂上捆着一块白绷带，混入排长室，想要偷子弹，被排长陶启胜发现。陶排长发现异样，马上喝问道：“你臂上捆绷带，要干什么？”
“我胳膊受伤，以此扎缚。”任正亮回答。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其实，胳膊上捆扎战斗绷带，是熊秉坤为了起事后让同志分清敌我的一种标志。当时约定，枪响后，为避免误伤同志，革命军左臂缠白绷带一条。（选择左臂，也有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的意思）
这个情况，陶启胜和队官们都商量过。但是没有确实证据，所以他们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10月10日吃早餐的时候，从外面买菜回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说督府半夜刚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据司务长讲，那几个人被杀后，血淋淋首级的搭在两块砖头上，还被拍成照片，均贴在墙上示众。
不仅仅是杨洪胜，另外的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均是自己好友。得知此噩耗，熊秉坤悲从中来。
没时间咀嚼悲痛。熊秉坤作为革命军代表，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消息越来越明朗，军警昨晚和今天凌晨，破坏了革命党数个机关办事地点，抓走数十人。革命军名册，已经落入清廷之手，危险迫在眉睫。
彭刘杨三人被杀后砍头的照片被发送至每个军营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布告和照片。面对如此白色恐怖，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皆默然无声。
好在有个名叫徐兆宾的革命士兵有胆识，他站出队，高声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
趁此，熊秉坤激劝道：“早晚是个死字！我们的名单已经在瑞澂之手，与其等着他们按册点名杀头，不如今天拼死一搏，或能侥幸得生！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听说过近日安徽徐锡麟和广州黄花岗的烈士吧？他们死后，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合力进取，或许起事成功。即使失败，也对民国作大贡献，使后世铁血男儿以吾等为榜样，为革命蹈死不顾！何况，我们今夕举事，还不一定非死不可！”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熊秉坤对各队代表说出了立刻起义的想法。
当时他倒不是在用“激将法”，他没那么多心计和脑筋。
他所想，正是大家所想。
“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明明白白，虽死犹荣……”
众人纷纷附和，没有一个人犹豫。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大家认为，如果不动手，彭、刘、杨的下场，定会等待着他们。
工程营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接着，熊秉坤亲自去邻近的二十九标，找到了驻营的革命代表蔡济民。
进屋时，他发现蔡济民躺在床上，蒙被大哭——他正在为牺牲的三位烈士而哭泣。听熊秉坤说要今天起义，处于悲愤中的蔡济民顿时擦干眼泪，精神抖擞，马上唤来二十九标附近的三十标同志，共同约定起义计划。
本来，众人约定下午吹晚操号的时候起义。当天，清军统制张彪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晚操。于是，熊秉坤等人把起义推迟到晚上七点，即点头道名和二道名中间的空隙。
工程营中，不缺枪，只缺子弹。
由于近日清廷戒备日急，所有士兵手中的子弹皆要上缴。幸好，昨日杨洪胜送来50发子弹，加上10月10日当天一个士兵从长官那里偷来两盒，约有100发子弹。
好歹，工程营有150发子弹可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新军内部要暴动的消息，早已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
10月10日一天军营中异样的气氛，让几个小头目们也焦虑不安。
天刚擦黑，卫兵长方定国首先来见熊秉坤。他开门见山就说：“兄弟，我知道你们今晚要干大事，我决不阻拦，也不上告。只求你们别对我下手。我从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多多包涵。”
熊秉坤以直报直：“我们都是汉人，绝不自相残杀。”
方定国刚走，队官罗子清后脚进门，很惶恐地问：
“今晚起事，是不是排满杀官？”
“排满是一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要被干掉！”熊秉坤语气坚定。“先前安徽、湖南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我们八镇起事，各省一定会当作榜样，肯定成功！只要有人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半响默不作声。最后，他清清嗓子，说，“好吧，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多担待。”
从新军内部的官职上看，熊秉坤只是棚的“正目”，如此小小班长，刚才来和他讲话的方定国、罗子清，都是他的上司。他们如此屈尊俯就过来“唠嗑”，无非是慑于军营中的革命势力。
在新军各标各营中，类似这二人心态的中、低军官非常多。以致于事起之后，这些人大多临场逃散，没多少人出来主持局面与革命军对抗。
晚七点，头道名点毕，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开始摩拳擦掌。
各个拿出枪枝，拭擦调校。
行动前，熊秉坤出于好心，找到他在军内的一个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
“你哥哥陶启胜，一向性格孤癖不合群，得罪人不少。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很可能被杀掉。你我兄弟一场，同为革命党人，我不忍见你家庭内兄弟离散。不如这样，你先去劝劝你哥哥，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感动，马上找到哥哥，说明原由。
岂料，身为新军排长，陶启胜真是死催，他不仅不听弟弟的劝告，反而大叫而起，立刻叫上两个护兵，直奔他所辖的排，深入各棚去查验，准备核实后到上司那里告变。
好心当成驴肝肺，熊秉坤一番善意，差点酿成大祸。
眼见哥哥猪癫疯一样跑出门，陶启元暗暗叫苦，飞速回转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上了楼。进入一排三棚宿舍，他果然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仔细地用油布擦枪。
在场的其余几个人，也全副武装，十分异常。
“今晚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
“没什么别的意思，防备万一嘛。”金兆龙漫应道。
平时排长看上去挺牛，现在马上要革命了，金兆龙不怎么拿他当回事。
“防备个屁！我看你是想造反！”说着话，陶启胜对身后两个跟自己一起来的护兵说，“缴他械！”
“老子就要造反，关你屁事！”金兆龙横眉竖目。
两个护兵没敢动。宿舍内的士兵人数不少，情形大异。
谁都不傻，眼前亏吃不得。
陶启胜恼羞成怒，自己扑上前，扭住金兆龙手中枪，亲自抢夺。
二人扭打在一处。
甭说，陶启胜排长不是白当的，身体又魁梧，没几下，他就把金兆龙摔压在身下。
事起仓促，屋内的士兵面面相觑。
“弟兄们，愣着干啥，动手啊！”
一句话，提醒了革命士兵，使他们从懵懂状态下清醒过来。
首先，是程正瀛高举枪托，朝着陶启胜脑袋猛砸。
力大枪沉，陶启胜脑袋登时被砸开了瓢，血花飞溅。他身边两个护兵见势不妙，先扭身往屋外跑。
陶启胜这时候才忽然知道害怕。他想起了那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语，捂着自己血乎乎的脑袋，大叫着跑出宿舍。
三步并成一步，陶启胜往楼梯下面窜。
情急之下，程正瀛急了。正好他枪里有子弹，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
知道上面的士兵想要自己性命，陶排长忍住巨痛，一手捂头，一把把腰，趔趔趄趄地接着跑……
程正瀛的这一枪，正是武昌首义第一枪。
程正瀛（1885－1916），鄂州人，字定国，属于共进会组织。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普通士兵，但同时也是私下任命的工程营革命军第二队第五支队队长。
现在大多谈论辛亥革命，皆把首义第一枪归功为熊秉坤，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熊秉坤本人的回忆录，也讲是程正瀛开枪打中陶启胜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后人之所以纷纷把“第一枪”之功归于熊秉坤，实是受了“大人物”的误导。1914年，孙中山与熊秉坤一起在日本，孙中山当众夸赞介绍说：“这位就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同志。”1919年，孙中山写国庆社论的时候，又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如此说，大家自然跟风。
当然，从政治领导意义上的“第一枪”讲，非熊秉坤莫属。但要说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枪，确是程正瀛所为。
这一枪，真是发令枪。
枪声过后，工程八营内的革命士兵，登时大噪，大多数人抓起武器，从宿舍中冲出。
混乱中为了壮胆，士兵们纷纷向天放枪。
工程营管带阮荣发听见枪声响成一片，心内大惊，立即带着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之涛，急匆匆赶往士兵宿舍。
他们各提手枪，准备前去弹压。
恰巧，三个人迎面碰上一队士兵，大概几十人，黑压压正朝这面飞奔。
为首一人，扭腰摆首，似乎正带队前来攻打的样子。
阮荣发有神枪手之号。他确定带头奔向自己的，就是造反首犯。于是，他想都不想，抬手就是一枪，正中来人的前胸。
中枪的不是别人，正是陶启胜。
他本人被程正瀛击中后，带伤往外狂逃，后面一堆士兵猛追。这种场景，给阮荣发造成了他是领头人的错误印象。
结果，陶启胜挨上了最致命的一颗子弹，终于不支，摔倒在地，边啃泥土边抽筋……
见陶启胜当庭被射倒，管带阮荣发凶神恶煞状，众革命士兵出于平时服从的惯性，都站住脚步，愣愣地看着阮管带下一步举措。
阮荣发自以为一枪已经收取了杀一儆百之效，胆量陡增，他大声喊道：
“弟兄们，首恶已被我击毙，大家不要乱，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们赶紧放下武器，各回各棚待命……”
这时候，熊秉坤等人正在二楼。望见士兵们与阮荣发三个人僵持，知道这样拖下去会坏事。于是，他便带头操起一个花盆，猛往楼下砸。
旁边士兵见状，纷纷操家伙，手边有什么是什么，脸盆、痰盆、桌椅板凳，一顿乱砸。
阮荣发自以为是工程营“一把手”，刚刚又杀了一个带头“造反”的，气势汹汹，手中枪挥个不停，口沫乱溅，企图镇赫士兵。
楼上一位名叫吕中秋的革命士兵，恰好枪里有颗子弹，他手一抬，朝着阮荣发就开了一枪，擦着他肚皮飞过。
三个官长一见士兵真开枪，立刻着慌。他们边开枪还击，边往后跑。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离他最近的一名革命士兵。
士兵徐少斌步子快，追上了阮荣发，顶着他后脑就开了一枪。
顿时红白飞贱，这位营长（管带）被击毙在当地。
连管带都干掉了，士兵的胆气益壮。随同阮荣发一起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和张文涛也没走远，程正瀛枪法好，两枪撂倒了二人。
革命士兵们纷沓而至，乱枪齐发，把两个人打得浑身血窟窿。
熊秉坤带领大家冲出营门，士兵们边跑边大叫：
“暴动者生！留营者死！”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屯积军械弹药的楚望台。
那个可恨又可怜的陶启胜，中了数枪，还在喘气，被革命军士兵交给其弟陶启元看护。倒霉蛋呻吟一夜，转天早晨才咽气。
被“敌人”和自己人正反面当靶子打，陶启胜霉到极点。
在工程第八营枪声的呼唤下，隔邻的二十九标、三十标新军革命军士兵纷起响应，呐喊冲锋，冒着小雨冲向楚望台。
与此同时，陆军测绘学堂的全部学生，皆冲出教室。他们推开拦阻的教官，撕烂窗帘和被单，在臂上捆扎白布条为标记，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行文至此，笔者要旁开枝节加以释疑的就是，如果单从时间上算，武昌首义真正最早发难的，其实不是工程第八营，而是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队。
亲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辖的第十一营，其下有工程队、辎重队，他们驻扎在武胜门外的塘角旧恺字营。本来，革命军士兵相约晚上放火为号发难。但当晚6点左右，恰值队官以上的军官都被召集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同志认为机会大好，就决定提前起义。
一名叫蔡鹏升的士兵进入马棚，点燃了马草库。
大火一起，升等人即率辎重队同志起义。
炮营管带张正基听见人声噪杂，枪声不断，心里发虚。他不敢贸然率人镇压，就带着开会的军官们，逃往青山躲避，在山上观察形势。
辎重队发难后，相临的炮营工程队，大约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也把营房点燃，乘乱起义。其中有一部分人加入辎重队行列，有一部分人从武胜门进入武昌，攻占了凤凰山炮台。
升等革命军士兵途经彭杨公祠时，遇到一伙警察武装在那里发枪阻截。
士兵们猛攻，毕竟战斗力远远超出那些未受正规军事训练的狗子们，很快就把那伙警察打散，最终与赶来的炮队起义士兵在中和门（今起义门）会合，往楚望台方向杀去。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看，炮营辎重队的发难时间，确实早于熊秉坤、程正瀛等人，大约提前一个小时。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枪”，是“第一把火”。
辛亥革命胜利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本人曾亲自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这位章爷是大学问家，辛亥革命老人，跟当事人谁都不陌生，想必写之有据。
但是，从真正的“第一枪”意义上讲，塘角辎重队虽然起事较早，毕竟在城外，他们放火、整队、绕路，最终到武昌时，城内已经大势得成。
所以，如推首功，非工程营革命士兵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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