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血案”的发生，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
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清朝的覆亡。
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荣县、新津、灌县等地揭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
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
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在派出端方入川的同时，清廷指派曾在四川灭义和团有经验的岑春煊入川，帮赵尔丰平祸。
老岑心里打鼓，一路磨蹭，直到9月底才从上海行至武昌。见各地局势吃紧，他脚底抹油，又托辞回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严令催迫他带兵经由河南入陕，入川剿办。见各省纷纷独立，老岑很狡猾，躲在上海租界内不出，终于躲过革命的一大劫。
四川“同志军”大起义，兴兵数上百万，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终于奠定了的基础。
独立，这个词在清末民初有其特殊的含义：“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
最早在的，是荣县独立。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成立荣县军政府，宣布荣县独立。他们的纲领，正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所以，荣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时间上要早于辛亥革命。
荣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军政府的成立。
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11年11月5日夜，新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等二百多人，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他们杀掉清军东路卫戍司令后，挥师东下，经由简州、乐至、安岳、潼南，在合川走水路，兵临重庆城。城内，在同盟会、哥老会影响下的军队很快起义，里应外合，开门迎接义军。
兵不血刃，坚城重庆光复，“汉”字白帜遍布城内，蜀军军政府成立。
重庆义军废清朝宣统年号，以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树十八星旗。
11月27日，由端方携带入川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起义，在贵州杀掉了这位清朝大员。
再说回成都。四川大乱后，清廷任端方为钦差入川救火。端方首先电令赵尔丰放人。赵尔丰不干，上奏说一旦把蒲殿俊、罗纶等人释放，这些人肯定会“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并参劾端方激起更大的祸乱。
清廷很生气，下旨撤掉了赵尔丰的署理川督一职，改由端方接位。
这时节，赵尔丰进退尴尬，由于端方还未来得及赶来成都，他只得在城内四调巡防军，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
兵钱在手，赵尔丰想伺机自保。
1911年11月15日，现了红脸又扮白脸，他亲自入狱放人，大设酒宴，在督府款待蒲、罗等人。酒席间，他摊出一堆电报、公文，为自己先前的杀人行为开解，说都是盛宣怀、端方那些人撺掇朝廷逼自己干事。
果然，蒲、罗等士绅真是“良民”。眼见成都以外的四川大地已势若沸釜，他们心中着慌，立刻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恳求大家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继续当好百姓。
到了此时，任谁出来说话也白搭。
弦上之箭一经发，再也没有回头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独立浪潮风起，全国响应。
久经宦场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很知进退，就与立宪代表私下磋商，想来场不留血的权力交接。11月22日，他们共同签署《条约》。
赵尔丰把行政权交给蒲殿俊，军权交与他的心腹、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他本人依旧保有个“川滇边务大臣的衔头”，在城内掌握先前选拔的边军精锐，藉以自保。
11月27日，典礼隆重举行。赵尔丰把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交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宣告。
一时之间，成都城内，遍树白旗，中间各绣斗大一个“汉”字。
典礼后，参加人员一律剪辫，表示脱离清朝统治。
心中打鼓的赵尔丰所不知道的是，白天他在成都“独立”，晚上，他的老同事端方就在资州被新军杀了头。
乍看上去，成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可惜的是，仅仅12天，大汉成都军政府就破产。成都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在烟火与杀戮中，不仅平民百姓纷纷被杀，赵尔丰本人也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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