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黄金的淘采、冶炼和金器制作工艺的具体描述，古文献中的记载，时代都较晚。这里依据先秦众多出土金器实况的分析研究，结合较晚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照后世金器制作工艺，作些推论和描述。
一、金的陶冶采炼
现代地质学研究证明，金矿在地壳中的时空分布相当广泛，几乎所有的地质时代都可以形成。金矿资源主要分两大类：一类为脉金矿，矿床大部分分布在高山地区，由内力地质作用(主要是火山作用、岩浆作用、变质作用)形成，脉金矿又称山金矿、内生金矿；另一类为砂金矿，由山金矿露出地面后，经过长期风化剥蚀、破碎成金粒、金片、金末，又通过风、流水等的搬运作用，在流水的分选作用下聚集起来，沉积在河滨、湖滨、海岸而形成冲积型、洪积型或海滨型砂金矿床。有的山金矿风化剥蚀后，碎屑产物在原地堆积，则形成残积型砂金矿床。如果沿斜坡堆积，则形成坡积型砂金矿床。砂金矿床又称外生金矿，其成矿时代可以在古生代、中生代、第三纪、第四纪或现代。
我国脉金矿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南、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北、广西。冲积型砂金矿在我国砂金中占主要地位，闽、赣、鄂、湘、粤、桂等省区主要河流上游，支流两岸的冲积层底部普遍含金。黑龙江省呼玛县漠河地区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砂金产地。从总体上看，脉金矿主要在北方地区，砂金矿南方地区居多。
我国古代早有山金、砂金之分。但山金的含义不仅指脉金矿，而且还包括残积型、坡积型砂金矿床，意即山上产的金。古代砂金矿床又可分为“水金”(自“水砂”中的淘洗而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而得的砂金。砂金矿中，与绝大多数金粒有明显区别的大颗粒金，叫块金，俗称“狗头金”。狗头金绝大多数产于冲积型砂金矿中，有些产于近地表的次生富集带中。
先秦时代主要淘采的是砂金，南方特别是楚国地区砂金的储量较丰富，因而采淘金业较别处突出，《战国策·楚策》记载楚怀王的话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管子·轻重甲》中管仲说：“楚有汝，汉之金”。《韩非子·内储说上》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之。”从考古发现来看，楚国有大量金币和较大型金器陆续出土，这些都说明东周时楚国有较发达的黄金采炼业。
1、采金与选矿
砂金的淘采是黄金工业的首道工序，从周代铜矿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中，发现了当时选矿用的木淘砂盘、木淘沙船及木溜槽。可知当时已使用重力选矿法，其中包括重砂淘洗选矿法、溜槽选矿法。淘选的原理是利用矿物的比重差(一般石英砂的比重为2.65、金的比重为19.3、铁砂的比重为7.8以下)，在水介质中，借助外力作用，产生不同的运动效果，使矿物按比重分层分带，从而使矿物分离。砂金的淘采理应采用同样的方法。因为砂金的比重更大，更易分离。后世相当长的时期，淘采砂金仍使用类似的方法。宋朱或《萍州可谈》卷2载：“两川冶金，沿溪取砂，以木盘淘，得之甚微，且费力。登、莱金坑户止用大木，锯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锯纹中，甚易得”。此处可以看到直到宋代，类似先秦时代采砂金的两种工具和方法，在不同地区仍在使用，实际上直至近代也还有延用大体类似的冶金工具和方法的。卢本珊先生等利用铜绿山的古选矿工具进行淘洗法的模拟试验后指出：“其选矿工艺流程与史料记载及现代保留的传统淘金工艺流程则相似”。
商周时代主要淘采砂金，但是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脉金的采选似亦开始。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中提到有金和多金的山106处，另外还有以金命名的山，如金之山、金门之山、金星之山等。上述产金之地，有些与河流有关，大部分与河流无关；有些山上产的金可能为残积型、坡积型砂金矿床，但有相当一部分为脉金，即岩金矿床。其中有7处说“其阳多金，其阴多铁”，这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从多次开采上述两种矿床的实践中获得的。
1984年在河北兴隆县兴隆镇东北60公里深山区的西沟庄东南发现战国金矿遗址两处，并在矿坑内出土采掘工具铁锄、铁斧、苇席、木条簸箕等。两处矿坑相距约200米，其中一处矿坑长约30米，宽约0.3—0.5米，深2—3米。另一处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0.5—1米，深约0.5—3米，无矿道，沿金矿露天开采，除将金矿采出外，没有加宽开凿岩基，方法简单实用。距金矿遗址约10公里左右的寿王坟古洞沟战国遗址，1953年出土铁铸范87件，并发现两个古代铁矿井。
商周时代，青铜矿床冶炼业已高度发展，东周开始铁矿冶炼也相当的发达。铜的熔点为1084.5℃、铁的熔点为1146℃(生铁为1537℃)、金的熔点为1064.43℃，铜铁皆高于金。中国矿藏不少是铜铁与金、银的共生矿，开采铜铁时获得黄金、白银并掌握其冶炼方法是很自然的事。
2、混汞提金法的使用
金主要以单质自然金形态存在于自然界，自然金中的主要杂质为银、铜、铁、碲、硒，另含少量的铋、钼、铱、钯。在原生条件下，金矿物常与黄铁矿、毒砂等硫化矿物共生。与金共生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磁黄铁矿、辉锑矿和黄铜矿等。在冶炼中如何去掉单质自然金中的杂质及从共生矿中提取黄金是又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大概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我国已使用了混汞法提金。此法的原理是基于矿浆中的单体金粒表面和其他矿粒表面被汞润湿性的差异，金粒表面亲汞疏水，其他矿粒表面疏汞亲水，金粒表面被汞润湿后，汞继续向金粒内部扩散生成金汞合金，从而汞能捕捉金粒，使金粒与其他矿物及脉石分离。混汞后刮取工业汞膏，经洗涤、压滤和蒸汞等作业，使汞挥发而获得海绵金，海绵金经熔铸得金锭。
有关混汞提金的古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成书于公元l世纪的《神农本草经》中有“水银杀金银铜锡”的记载，东汉末年狐刚子所著《五金粉图诀》、《出金矿图录》中详细描述了丹沙升炼汞技术及金汞齐的制作及应用的具体操作规程。然而，根据以下三点，混汞法提金的起源和使用可能要早到先秦。其一，我国使用丹砂相当早，于1967年及1973年发掘的河南偃师二头里夏末宫殿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都裹在丹砂里面的，还有一个小坑和两个长方形坑的坑底，保存有大量朱砂。《汲冢周书》有“濮人以丹砂”向周成王进贡的记载，丹砂是取汞的重要原料。
古文献又载齐垣公墓(死于公元前642年)有“水银池”、吴王阖闾墓(死于公元前495年)“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死于公元前210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可见东周及秦代水银的生产量已经很大。其二，从东周开始，鎏金制造技术已很兴盛。鎏金术是建立在汞齐法生产金粉基础上的，它与混汞提金术实质是相同的。东周鎏金器物各地多有出土，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鎏金带钩等。有学者认为：“我国鎏金术的发明应早于春秋中晚期”，混汞法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应该在鎏金术发明的同一时期或稍晚。其三，据赵德馨教授在《楚国的货币》一书对38块出土完整的楚国金版、金饼的统计，其最高含金量为99％的有11块，98％的有14块，97％的有1块，96％的有8块，95％的有4块。每块的最高含金量与最低含量只差1个百分点。金币的含金量如此高，必有比较先进的提纯技术，这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只能是混汞法提金了。
二、金器制作工艺的初步形成
先秦时代大量精美的各种金器陆续出土，从这些实物看，基本上形成并掌握了诸如铸造、锤揲、包金、贴金、平脱、掐丝、錾刻、鎏金、金错和镶嵌等金器制作的基本工艺。
1、铸造
冶炼出较纯的金料后，铸造便成为制做金器的方法之一。金的熔点为1064.43℃，在液态情况下流动性较好，冷凝时间也较长，故浇铸温度可略低于铜等金属，容易制作精细的作品。将金熔化为汁液，采用范模浇铸而成的器物与青铜器铸造方法基本相同。在青铜器铸造业高度发展的先秦时代，金器的铸造技术并无困难。从考古发掘来看，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笄，长条形，横截面呈三角形，头端较宽，尾端较窄，并有长0.4厘米的榫状结构，长27.7厘米、宽2.9厘米，重108.7克，从器形大小和断面观察，当为冶铸而成，它是我国现知最早的黄金铸件。山西曲沃西周晋侯墓出土的一组金带饰，总重达459.3克，而且均铸造成型，饰有精细的花纹，可见熔金铸业已具高超的水平。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金带钩、带扣、剑柄均为铸造，不仅装饰华丽的纹样，还采用了透雕式的铸造，串珠颗粒均匀，表明冶炼和铸造达到新的高峰，特别是金剑柄极为精细，可能运用当时铜器制作中的失腊法浇铸，代表了当时金器制作水平。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较大型金容器一金盏、金杯和两件金器盖也是用铸造方法制成的。特别是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饰牌，为黄金铸成。该件采用写实性表现手法，刻画出虎狼咬斗的情景，虎神态自若，粗壮有力，威风凛凛，生动地再现了兽中之王的雄姿，同时又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表现出群兽争斗场面。虎脚踏狼身，口衔狼头，狼被虎咬住后，从它口中掉下一只蜷缩的小动物，生动地刻划出大自然中各种野兽互相撕杀、弱肉强食的情景。另外，虎身上又阴刻三只虎围猎一只狼的画面，虽然只表现头部，但与整个图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起到烘托虎狼咬斗这一主题的作用。整个画面显得栩栩如生，仿佛把人们带到了大草原那种特有的生活场景之中，从而收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捶揲与包金、贴金和平脱
捶揲是制做金器又一常用的技术。捶揲是充分利用金料质地较柔软、富于延展性的特点，逐渐捶击使材料按设计延展，做成需要的器物。一些形体简单、较浅的的器皿便可直接捶制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比铸造耗用材料少，也不需多人分工合作，因而在金器制作中多有采用。
在后世捶揲金器工艺中，制做纹样有时需要衬以软硬适度、有伸缩性的底衬，多用沥青、松香加毛草或砥石粉合拌松香制成。捶击金片时底衬随之变形，达到成型目的。有的底衬为坚硬的底模，是事先预制出的，金板片在捶制时按底模成型，称为冲模。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纹样的制作、凸凹起伏、造型要求准确的器物。极薄的金片制作，是用皮革甚至纸张将经过加工后的金片夹住再进行反复捶打而成，这种薄薄的金片，一般叫金箔。《天工开物》载：“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物理小识》也载：“金箔，隔碎金以药纸，挥巨斧捶之，金已箔而纸无损”②。
从考古发掘看，金箔是先秦金质器物中出土最多的一类，考古报告中常称“金叶”“金页”等，稍厚的称金片。或直接包于器物的外表(即包金)，或按照器物装饰部位，把金箔剪裁成需要的形状贴于器物的表面(即贴金)，贴金时有的用胶，有的不用胶而利用漆的粘附力或器物的纹饰的凹凸面，使金箔紧贴于器物的表面。金箔饰片形状各异，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菱形、圆形、半圆形、环形、条形、弓形、人面形、虎形等，金箔饰片的面积大小不一，大者达22厘米×9厘米。厚度也各不同，有极簿的。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171号墓出土的薄金片，据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检验，厚仅0.010±0.001毫米，金相组织的晶粒厚度大小不均匀，而且晶粒平直，说明经锤锻加工和退火处理。有的箔片上有阴刻的云雷纹、故事图案等，还有一些有模压的凹突纹，河北井陉古墓出土的6件金片，捶制成鸟形，其上压印蟠螭纹，为典型春秋纹饰。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金箔共计940片，大概这些金箔均曾为装饰物分别贴在其他器物上的，因粘贴不牢，或器物受腐蚀，已大部分脱落而散见于各处。经测定：其含金量在87—92％之间，最厚的0.738毫米，最薄的0.037毫米，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同一片箔，中间部位与边缘厚薄不一，一般中间厚边缘薄。每平方厘米重量在20—30毫克之间。最厚与最薄者之间几乎相差10倍，但总的看来制作比较精细，特别是金箔表面很少见到因捶制不当而产生的破裂、空洞等现象，可见捶制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从先秦各金箔出土物的具体状况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ｍ24号西周墓出土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2.8厘米、宽2.8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2.6厘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ｍ42号墓出土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状，分贴子矛柄的各部位。殷墟侯家庄ｍ1003号墓翻葬坑中出土的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河北藁城台西村ｍ14号商墓出土的漆盒上贴有金箔，厚不到1毫米，箔片残存半圆形，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北京房山琉璃河ｍ1043号西周墓出土的漆觚，器身上中下贴有三道金箔，下两道金箔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加上朱地纹饰，整个器物看上去三色相辉，给人以极强的艺术享受，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器。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金箔12片，其中一部分出于墓两侧，有圆形、云形、燕尾形等，多是贴在漆皮上的。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出土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例。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把金箔贴上去的。
木器贴金的出土物较多。河南安阳大司空时ｍ175号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l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安阳小屯ｍ20号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金箔16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八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为1.6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6.5厘米、宽1—1.1厘米，总重3.9克。殷墟候家庄ｍl004号墓出土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
1995年甘肃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出土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枭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被推定为棺木上的装饰。其金虎长4.1厘米、高16厘米、宽3～4厘米，鸱枭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其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捶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较高超的手段。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也有出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陕西扶风强家ｍ1号西周墓出土的绿松石柄形器1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洛阳北窑ｍ74号西周墓出土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河南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底为银托，面作包金构成的蟠龙等浮雕图像，并嵌心以白玉块和琉璃珠。带钩部用白玉雕成鸭头状。整个带钩采用多种材料和工艺制成，制做精美而花丽。
葬墓中出土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如山西保德林遮峪村商墓出土的2件赤金弓形饰，形状一样，高、宽、厚各为11.1、26、0.5和13、29.1、0.5厘米，总重量是215克，含金量达95％。这两件箔饰的两端各有一穿孑L，出土位置在死者胸部，当是缝缀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山西石楼桃花庄商墓死者的头骨处有一带状金片，长、宽、厚各为57.6、4.8、0.05厘米，重3.1两，两窄端各有穿孔，据有关学者考证，墓主人以圆箍形“颊”或额带束发，金片是上面的装饰。陕西淳化史家塬ｍ1号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片，亦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金箔12片，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当为衣上装饰。
3、掐丝
掐丝是金器制做的基本技法之一。从后世工艺看，其做法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捶打而成。从先秦的出土物来看，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墓出金丝装饰品6根，说明商代已能将黄金加工成细丝了。其它北方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环就是用捶揲加掐丝制成的。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土的耳环、通常称“珥”，共26枚，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一绿松石。京津唐地区燕山一**金耳环8件，其形状分三种：一种是“勾形”，如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环，上为直径1.5厘米的半环形勾丝，下端为扁喇叭体形，宽2.2厘米，底部有一勾槽，重6.8克；另一种是“臂钏形”即将金丝两端捶击成剌叭形，然后弯曲成圆环形，直径在4—6厘米之间，出自蓟县张家园；还有一种是圆圈形，为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所出，它是用金丝绕成二圈。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东周时墓葬出土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特别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批金属弹簧形器，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4—0.5厘米，金丝直径为0.1—0.05厘米，含金量为87.4％。后德俊先生将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之为“蚕形器”，指出“这些金属弹簧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因为在放大的条件下还可以看到这些金属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在方向上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4、錾刻
《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现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捶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錾刻多有采用，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一号祭祀坑青铜头像贴有与头像面部大小相当的金箔，箔面凹凸如铜面，有双耳，双眉，双眼镂空，鼻面凸起。残宽22厘米，高9厘米。该遗址出土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杖上端铜头下20厘米处杖杆包有46厘米长的金箔，上有三组平雕叙事性图案，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上有两背对的鱼，下有相背之鸟两只，鱼头和鸟颈压有一穗叶形柄。下面一组是两前后对称的人头，头上有冠，耳饰三角坠，人头前后左右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纹相隔。花纹十分细腻精美，錾痕清晰可辨。
陕西神木纳村高兔的战国墓中出土大量立雕或浮雕的金兽等饰件，雕琢精美，色采华丽，皆以镌镂，錾刻手法表现，形态各异造型生动。
5、鎏金
鎏金按现代说法又叫火镀金、烧金或汞镀金。鎏金器物，先秦时代特别是东周多有出土，但见于古文献则较晚。东汉人狐刚子的《五金粉图诀》和《出金矿图录》中描述了金汞的制作及应用。南朝陶弘景说：“水银……能消金、银，使成为泥，人以镀物是也”①。《物理小识》载：“镀金法，以汞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则黄”②。其法是将纯金和汞按一定比例混合成金汞，俗称金泥，涂抹在器物上，然后在火中烘烤，汞遇热蒸发，金留存于器表。鎏金工艺的最大特点是鎏金层极薄，而且紧密，看不出刻意装饰，金的化学稳定性好，不受氧化，同酸、碱不发生反应，加热时也不变色，使器物华丽美观。
鎏金所需的汞即水银。汞在常温下是呈液态的金属，多自丹砂中提炼。丹砂只需低温熔烧，便可得水银，方法不复杂。我国至迟在夏末时已使用丹砂，约在东周或稍早已知用丹砂炼制水银了，而考古发掘中，东周特别是战国已有多种鎏金器物出土。
冶金史专家吴坤仪教授在研究分析了战国及后世的多件鎏金器物后，结合后世镀金工艺进行了模拟鎏金铜片试验。其技术工序大致如下：
(1)清洁镀件：把被镀件表面进行清理，用酸水冲刷，使表面清洁。特别是将抹金泥前再度用硝酸水溶液刷洗，以清除杂质污物。
(2)配制金汞齐；按一份金七份汞的比例，将金箔碎片与水银结合，适当加热，搅拌至完全溶化在水银中，显银白色，形态似泥膏状，俗称“金泥”。
(3)抹金：用特制的扁头铜棍俗称“金棍”，或用棕刷把金泥均匀地抹在被镀物表面上，边抹、边推、边压，这种推压的方法称之“拴”，三分抹，七分拴，表明“拴”是鎏金工艺的主要环节，是保证金层组织致密和结合紧密的技术关键。
(4)烘烤：被镀件抹好金泥后，在炭火上烘烤，同时在金层表面不断推压。随着汞的逐渐蒸发，金层表面颜色由银白色转变成金黄色。这个烘烤变色的过程，俗称“开金”。
(5)清洗：开金后的镀件，再用酸梅水、杏干水等弱酸分别进行表面清洗，然后用铜刷沾皂角水进行刷洗，使表面光亮。
(6)压亮：用玛瑙压子或钢压子沿着鎏金表面顺序进行磨压，使金层致密，结合牢固，表面呈现出十分光亮的鎏金层。这一步骤也可以在上述过程中反复数次之后，进行一次压亮而成。
模拟制做的鎏金铜片在经过上述过程的4次反复后，金层厚36微米。鎏金的反覆次数要根据实物的要求，一般要反复3次，多则反复7次，以得到金层表面光泽明亮，金层组织致密、纯净、极少杂质，金层与基体表面结合处紧密无隙孔为好①。
1995年前后甘肃庆阳宁县焦村ｍ1号西周晚期墓出的銎内铜戈上有鎏金遗存，此戈如经有关专家进一步确证的话，是已知我国及在世界上最早的鎏金铜器。进入东周鎏金器物渐多，浙江绍兴狮子山春秋晚期墓出土1件“鎏金嵌玉扣饰……一侧镶嵌鎏金兽头。”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鎏金铜马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鎏金铜带钩，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出土3件鎏金银盘，等等。从这些高超的鎏金工艺精品中，显示出战国时期鎏金工艺已是熟练掌握而常用的技术了。
先秦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创造并掌握鎏金技术，是我国先民对金器制造工艺的伟大贡献。
6、金错与镶嵌
用金属细条或丝镶嵌器物，古称为错。商代时已有用红铜镶嵌青铜器的，至东周出现金错铜器，就是在铸造的铜器上用金丝或金片镶嵌成各种华丽秀美的纹饰或文字，然后用错石(应作厝石)在器表磨错光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和金器工艺方面出现的新技术，其艺术特征是用隐嵌的技法，形成金钱图案或文字，改变以前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和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断描写，具有比较丰富、活泼的内容。
史树青先生经对先秦和后世金错铜器出土物的研究，归纳其工艺过程大致有如下的工序：
(1)铸造留槽：铸造金错铜器时，大多数在铸范的母范上先把要错金的纹饰预刻凹槽，待器铸成后，以便在凹槽内嵌金。有的少数精细的金错纹饰，其金丝细如毫发，则是只铸器形，然后在器表錾刻凹线，以便金丝嵌入。
(2)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加工錾凿，精细的纹样，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种浅槽要略呈“△”形，底面不宜过于平滑，需要有一些麻面，金丝或金片才能镶嵌牢固。
(3)镶嵌：镶嵌金丝或金片时，金丝、金片要用火适当加温，金丝需截作点线，然后捶打，使之嵌入浅槽。春秋战国的金错铜器，一般都是胎质软薄，形体较小，如果遇到这类器物，在嵌金时不宜捶打，需用玉石或玛脑制的工具把金丝或金片挤入槽内，这种工具大小如手指，硬度较高，故能压制金铜，后世称为“压子”。
(4)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错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然后在器表用木炭(椴木烧制的磨炭)加清水打磨，使之光滑平整。若用皮革反复打磨，光泽更强②。
已知最早的金错铜器为流失国外的一车吉，传殷墟所出，圆形一端有错金龙纹，周身错蕉叶纹，现藏加拿大安得略博物馆，定为殷器。
现存较早、年代明确的金错出土物为晋栾书缶，属公元前六世纪前半期。器身有金错文字40个，盖内金错文字8个。春秋期间，金错多见于南方吴、越、楚、蔡、宋等国兵器的铭文，大抵为鸟虫篆，个别为用器铭文。入战国，金错实物趋多，中期转盛，并出现金、银、绿松石等同错，及金错铁器。纹饰、品种、工艺都日趋发展。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金错夔纹铜豆，通体金错变形的夔纹、垂叶纹、三角云纹。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带流铜鼎，上有花纹，用金、银相间错排。山东曲阜战国墓出土金错银带钩、金错铜带钩和金错铁带钩。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一块长、宽、厚各为94、48、1厘米的铜版“兆域图”，其上由金银错成一幅建筑平面图，上面439个字的铭文全部金错。最精美的是1963年在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的嵌金铜犀尊。该器重13.3公斤、高34.4厘米、长57.8厘米、口径10—11厘米。犀有双角，一前一后，鼻角长而额角短，两耳短小耸立，双目嵌以黑色的料珠，尾尖稍翘，短腿三瓣蹄。扁体嵌金作流云纹。合口，左侧伸出细管作流。犀背部有椭圆形的尊口，上覆素面铜盖，有活环可以启闭。犀牛肥体健壮，昂首伫立，双目前视，神气活现，栩栩如生，貌极雄伟，是陕西省出土文物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金器制作还往往与其他镶嵌工艺相结合，更加灿烂华丽。如1964年山东临淄商王庄战国墓出土的金银错绿松石三钮大铜镜，径29.8厘米、厚0.7厘米，为三环钮“在粗线条的云纹上错以金丝，地嵌绿松石……花纹风格与传世的‘错石斜方云纹壶’相近”。这件铜镜上面的金丝、绿松石均经磨错。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金错嵌玉铁带钩，1965年湖北望山楚墓出土金错凤纹铁带钩，器形都比较大，后者长达46.3厘米，皆为金错铁器的代表作。又如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地出土的1大块玉璜，由5块美玉和2块鎏金兽头组成，雕工剔透，色采辉煌，为这一时期的艺术珍品。又如浙江306号战国墓出土的玉耳金舟，径11.2—14.2厘米，高6厘米，呈椭圆形，平底，连耳重285克，两耳为玉质，衔接于器品两侧。特别是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3件金柄铁剑，由格到首为金质，以绿松石、料珠镶嵌其间、金碧辉映，华美无比。
总起来说，根据先秦时代黄金制品出现时代的早晚、品种的不同、数量的多寡似可作如下概括。产生的时代上北方早于南方，这与北方青铜制造业发展较早有关，人们在寻找铜矿或处理铜的共生矿时，有可能较早地发现黄金，并可能借鉴制造青铜器的有关技术去处理它。从各具特色的黄金制品品种看，又似可再将北方地区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以商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及北方各诸侯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以长城内外各族部所在的北方边远地区。后者一直用黄金制作人体的装饰品，最常见的是耳环、耳坠、牌饰以及臂钏、项圈、发笄等。前者主要是用于装饰的金箔，似均为贴于其他物件上的附属物。后者重于饰人，前者重于饰物，当与两区域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有关。后者多为逐水草而居游牧部族，贵重的黄金，制**身上的装饰品，既增美观，又能珍藏。前者是农业区，人们生活稳定，拥有较长期存在的建筑物及器物，统冶者贵族追求建筑物的辉煌，陈设的华美，故黄金多被制成其他物体的饰片，附贴其上。至于南方地区的黄金出土物，除具有某些与中原区域相同的情况外，还以大量出土楚国货币金版、金饼为其特色。从出土金质器物多寡看，南方虽晚于北方，但数量远较北方地区为多，器形较大。这与我国砂金主要分布在南方各河流两岸有关，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淘采砂金比开采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岩金矿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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