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多少人的前程，误导了多少年轻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发现，“睁眼瞎”是不能搞好革命工作的，于是，浩浩荡荡的扫盲工作开始了。先是进行人口普查，然后组织扫盲工作人员学习，再深入生产队开展工作。到我们生产队开展扫盲工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表妹夫，我们管他叫“幺姑爷”（我们这里是姑父和姨父不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是我们公社中学老师。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生产队来上课，住在我家里，早上和姐姐一块吃饭到学校。
生产队公房被幼儿园占用了，扫盲班没有教室，在我家的堂屋里上课。堂屋的正中放置黑板，黑板面对四排双人课桌，接受扫盲教育的是16—40岁的初中以下的男女社员。黑板的左侧的红纸上用毛笔写着班委的姓名和职务，记得班长是生产队的会计，其余的就不记得了；右侧的红纸上写着《扫盲班纪律守则》。堂屋两侧柱子上，贴着“五讲四美三热爱”。扫盲班用专用教材，教材内容很简单，在识字的基础上，灌输一些简单的科学种地的技术知识。扫盲班除了学习教材上的知识外，还开有音乐课、美术课。音乐课也好，美术课也好，都是幺姑爷在上课。那时，没有流行歌曲，有的只是革命歌曲，《二郎山》、《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因为当时年纪小，又不识字，记得很少，依稀就记得几首。
我还能记起大家参加扫盲的情景：农忙的时节，天渐渐暗下去，从田地里忙碌了一天的男女青年们怀揣手电筒、手提马灯或拿着一把晒干的竹蔑片聚集到我家里来，堂屋里点着两个100W的电灯，很明亮。幺姑爷指挥着大家唱完一首歌，然后是班长发出起立——敬礼的命令，在异口同声的“老师好”后，幺姑爷总是微笑着说“坐下”，课就开始上了。到晚上10点左右放学的时候，手电、马灯、火把纷纷亮起来，像萤火虫在山村飞翔，又像一队队蠕动的火龙在静静的夜晚历炼，那情景是特别的优美。农忙过后，大家不是很忙了，也在白天上课，那时，不但要上文化课，还要上音乐、美术课，大家都很高兴。
我的前邻居家的女儿20多岁了，为了学到知识，她每天都很准时到扫盲班学习，而他的母亲却不允许她学习，说是她就要出嫁了，学来干什么。幺姑爷给她的母亲做了好几次工作才勉强答应让她来学。一天，她割猪草回家晚了，眼看就要上课了，她放下猪草就往班上跑，还好，她赶上了上课。可她的母亲却生气了，追到课堂上骂她，说她没有宰猪草。经过母亲和父亲的劝说，看大家不满意的脸色才罢休了。不过，她还是没等到扫盲班结束就嫁了人。记得她出嫁那天，她是依依不舍地给大家道别的。
扫盲班在我家上了一年多课，经过考试，90%的学员达到了结业水平。扫盲工作结束了，我家也跟幺姑爷有了更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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