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平等与效率
按：鲁迅先生由一位拿着手术刀给人治病的大夫变成企图疗救众生魂灵的“医生”，结果如何当然后来者们大可以各执一词我是学经济的，无论在宏观还是所谓的微观领域却均无任何“建树”。若说实话：其实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是失败的。这倒不是说我物质上的贫瘠抑或其他方面的也没有“成功”，而是“我反对血腥的暴力，但又找不到出路。”
我还说过：“人类所谓的‘饥饿’：从最初的以食物饥饿为主要表象到食物与精神的双重饥饿，递次演变到以精神饥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大约经历了不到一万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与饥饿顽强斗争的历史。
人类对精神饥渴的研究，亦有数千年的历史，亦刚刚开始。”
我迷茫了20多年，找不到出路。这篇小文，也不是出路。
a“平等与效率”，这一经济的术语曾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被广泛采用，是用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理论根据。如今，被我们的经济学教授，政治、文化、社会精英们“拿来”奉为圭臬，且不遗余力地广泛加以宣传。它的核心思想是：平等与效率是相斥的又是有一定联系的；过度地强调平等势必会打击人们奋发进取的积极性，助长“懒汉思想”从而使社会丧失活力，一句话：“过度的平等将丧失效率。”
这一思想也是使“”似乎成为遥遥不可及之“乌托邦”的最现实的理论根据。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就这一问题，就“平等与效率”、市场经济及马克思主义展开较深入的探讨。其间，还会涉及一些国家、民族及展望世界之未来的思考。
b以上是我在《不是“嚎叫”》一文末尾说过的话。对这一“概念”的研究早在10多年前就刺激着我的好奇心。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我似乎总也找不到一个能够使国富民强、人人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之成果之幸福的“理论”。亚当斯密先生的《国富论》曾经改变了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曾经唤醒了这个试图想再次昏聩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活力是因了勇敢地“拿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得以维持且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是不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得到的成果？那么，我们眼中希望的方向在哪里？什么才是人类才是我们祖国最需要的核心“支持力量”？我的观点是：“乌托邦”是用来提振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及信心、质疑腐朽恐怖的极权统治的；而现实上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生产力状况、公众素质及政治参与热情脚踏实地地逐步予以改变。所谓积小胜为大胜，积溪流为江海也。
c某位先生只改变了他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据披露，这位曾担任过人大财经委要职的著名经济学家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做证监会以至于上市公司的“顾问”（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官员），短短不到几年的时间，其家族资产由零起步，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人民币。有的人也许会说我大惊小怪，这只是“小鱼”，因为此先生此教授不是实业家。中国的大亨多着呢，进入“福布斯”的就不少。至于“裸官”们在国外的资产，恐怕远非善良的公众所能想象。
这就是为全人类、为民族进步谋福祉的“马克思”与御用经济学家的区别。亚当斯密也是贵族，他还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在宣扬利用个人利己主义本性（设想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提高“效率”的同时，他对人的另一种（潜在）本能如“同情心”、正义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期望。
我一介布衣，不是偏与某些达官显要过不去。大学时，我就是被这位先生灌输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长的，虽然他编的书不新颖也没多大趣味，但里面马克思主义最朴素的人文思想还是吸引了我。回到“效率与平等”，“厉以宁”先生们显然会认为“适度的不平等”（但愿“适度”不仅仅只是一动听的形容词）是人类、民族、国家发展之需要，——正如他鼓吹的资本（如股份制）谋取利润是人类进步的“手段”、是天经地义的一样，是“效率”的需要。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平等的资本的剥削是罪恶的，也是人类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加以斗争加以改变的。
看来，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彻底拨开“平等与效率”的迷雾。
d最早的奴隶社会是没有平等的，那时的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且完全占有奴隶本身。但是，它比较它的历史长得多的原始社会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此种“统治”使一部人从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使文化及技术的产生、发展成为了可能；而且“国家”凝聚了群体的力量，统一协调的分工使人类的脚步迈得更远了，眼光、思想及行为方式也更为有力了。这些都使得人类终于逐步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而向“唯我”的领域靠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本质上与奴隶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于人身的直接占有上略有改变，因此在这里不必多加讨论。
（完全的）不平等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给剥削社会（如奴隶社会）初步下的结论。
但是，从不平等产生的第一天开始，人类社会就整体上来说，就一直在与之做斗争。简言之，是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奴隶的人与少数人的斗争。牢笼、锁链、铁器都不可能使奴隶屈服，即使消灭了他们的，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子孙后代屈服。
可见，靠不平等来维持统治：“不平等是效率的需要，也即是天生地义的”。靠此谎言来愚钝、教化群众是极其虚伪的，也是徒劳的。
从1789年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算起，200多年的时间，这一伟大的国家却将人类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所有文明古国踩在了脚下、抛于身后。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建国起始就是站在了人类所有文明的肩膀上。制度上它是共和制，思想文化上它是挑战了人类社会几千年固有的“绝对不平等”观念；“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然后才是效率，是在此基础上对“效率”的自由、自发追逐，是在“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下的追逐。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即使不平等，更多的这个国家也是加之于殖民地国家及其他民族的不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迄今依然闪烁着人类许多先进思想的光茫。值得重视的是：人家的政治口号绝不是如我们千年封建帝国某一位开国皇帝慨叹的那样：“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为封建剥削制度本质上是“帝王国家”与民众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在现代的民主或称公众政治下。统治阶级集团日益如布什总统说的那样“被关在了笼子里”。譬如总统违背了诺言违背了民意，干不了4年国会国民即会让你滚蛋。即使滚蛋事情可能还不算完。倘若有如“以权谋私”之行为、倘若“罪孽深重”有负于国民之重托，肇事者无论你是总统还是国家要员，重则将倾家荡产、吃官司下大狱；轻则身败名裂，为子孙后代诟骂、引之为反面之教训。
这些在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绝不敢想象的，是天方夜谭。中国数千年的统治者，被斗争被抛弃的只有一种：因原政权的瓦解而受累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逐利、自相残杀。二种实为一种。现政权下封建官僚的命运多是掌握在帝王手上的，所谓“君心难测”就是一人控制普天下所有人命运最真实的写照。与之不同的是，在当今“民主之现代社会”，决定一位官僚甚至一个统治集团命运的，——已经愈来愈多地取决于民众的力量，正义的声音。如曾被问责下狱的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卢泰愚、全斗焕。现被司法追究的台湾原总统。此例，都是现代社会民众力量已不可辱、不可小觑的先例。
e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唯一敢于向旧的剥削制度说“不”，并且要彻底革“它”命的就是伟大的领袖，是以他为代表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为了普天下的民众饥有所食、寒有所衣奋斗了20多年，献出了二千多万中华优秀儿女的生命。
“”时代政治昌明；政府官员几乎绝大多数廉洁自律，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与老百姓能够同甘共苦而感到骄傲。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民众都被焕发出了一种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甘于奉献出一切的热情。如今，呼唤“”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不是“嚎叫”》一文中也曾热情歌颂了那个民众最大程度上当家做了主人的时代。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家家无需闭门也不用担心偷盗、官僚布衣人人以大公无私为荣的充满**的时代。
，这位被西方也被某些当今“精英们”指责为“个人独裁”的传奇人物，他却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思想上的全新解放及实践财富。
f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谈谈“平等与效率”，也许思路会更加明晰一些。
所谓“效率”，即人们从事文化、科学技术及劳动生产的“速率”。这与人的“积极性”有关，但却不单是指“个人”。过度的平等会造成“大锅饭”，干与不干都一个样或者差别不大，那么所谓“能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在资本社会，就会抑制投资甚至创造的积极性。一句话，过度的平等与人性的贪婪及是相背离的，而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人类的本性。所以，所谓乌托邦似的无时不在至少受到人类灵与肉“思想”深处的挑战。我们看到许多打着旗号的国家最终演变成了独裁统治，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是不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且承认并推动之就能够提高效率呢？答案显然也是令人值得怀疑的。第一，不平等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级分化，造就了不劳而获且又挥霍无度的剥削阶层，而这一阶层不会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带来“效率”；能不恰恰相反就算不错。其二，不平等将助长官僚特权阶层的腐化堕落，从而加大社会矛盾，与“效率”产生“抵抗作用”。其三，不平等即所谓的物质刺激未必就能促使整个国家效率的提到，因为人们过分的利己行为将会造成道德的沦丧、精神意志的萎靡，从而使整个社会丧失奋斗的活力。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与民众内心深处广泛的诉求相悖，所以势必造成统治阶级与民众的不相容甚至相对立。
发展到现代的社会，打着要“效率”的旗号任意践踏平等已经不符合历史的潮流。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目前已经广泛采用的福利制度及于法制、政治、言论监督上对贪污、强权的打击即是向大众平等方向的逐次推进。这些还包括：公众有权利最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主体政治的建设中来，
我们初步的结论是：1，效率并非绝对由不平等之财富分配方式“刺激”而带来，虽然由人之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事实，且将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即“只有相对的平等而不存在绝对的平等；2，“平等”不仅是人类社会道义上追求的理想目标，而且在物质愈来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代社会，它日益成为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不可忽视的重要建设范畴；3，经济领域暂时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但国家应当于法制上、政治体制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上予以弥补，而不是相反——即所谓富人不仅控制经济命脉而且掌握国家主流政治机器，掌握思想、文化及一切主流诉诸渠道。如是不仅将丧失公众最广泛的监督而导致恶势力猖獗，国家的肌体；而且势必会造成民生积怨，国民与政府的越来越远离甚至相对立；4，目前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成为较为突出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统治阶级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发扬执政党的爱民如子的优良传统，发动群众广泛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制建设中来。还政于民、还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于民。这样，贪官污吏、地方恶势力、恶霸就势必震骇而有所收敛。建国初期曾杀刘青山、张子善二贪官以儆效尤，因为不是李自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执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倘若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那么民众的怨言就会少许多；有了最广大民众的支持与热情，我们的祖国就不会惮惧任何洋鬼子任何异族的觊觎与威胁；那么，中华民族就会脊梁高挺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么，巍巍我大中华，——其振兴之路还会遥远么？
我们主流的声音应当越来越倾向于“平等”，倾向于国家及民族最根本的利益，倾向于普天下最广大的民众；为他们的平等、自由及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而不是其它，更不应该是相反。
11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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