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小麦“高产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呢？后来，作家康健通过采访当事人，探知了其中的奥秘：甘肃某公社放了一颗“土豆卫星”：亩产土豆1万7千多斤。嵖岈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某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7千多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
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可是，当时嵖岈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嵖岈山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女记者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书记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女记者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书记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女记者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书记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钟社长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钟社长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某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副大队长、妇女队长和大队技术员开会。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大队长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大队长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跃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就是听**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大社陈书记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钟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书记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书记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钟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书记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
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0斤。
新华社女记者向陈书记祝贺：“陈书记，祝贺你们放了个大卫星！迄今为止，这是全国小麦最大的卫星。这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啊！不相信群众不行。你放了卫星，我也可以交差了。”
团委书记小曹打来电话，向党委汇报：放了个1000斤的大卫星。陈书记笑了，说道：“小曹，你那1000斤就别提了吧，人家韩楼放了颗3530斤的大卫星。”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530斤。〈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发表社论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那里，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3530.7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湖北麻城的“天下第一田”的秘密在哪里？20多年后，发射这颗卫星的领导人王乾成说出了事实真相：1958年初，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委派，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任书记兼社主任。8月3日，**麻城县委书记到白果区主持召开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会上表彰了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10327.127斤的成绩。当场授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县委书记看见了王乾成，说：“乾成同志，人家早稻亩产搞到了一万多斤，你还是区委下放干部，能不能放个大卫星呀？”王乾成一愣，只好鼓起勇气回答说：“我们正在准备，过几天向领导汇报。”
当时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不过600来斤，怎么才能放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王乾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个办法。于是，就把会计罗文存找来商量。
罗文存问：“燎原四社早稻亩产1万斤是怎么搞的？你去现场参观过，没看出来么？”
王乾成说：“他们那是弄虚作假吹牛皮，可是谁也不敢说。我看他们是把别处的稻子搬到一块田里来了，密挨密地堆在一起。”
罗会计笑了，说：“他们会搬，咱们也会搬。娘的！咱们搞他一万五。”
王乾成有点犹豫，说：“弄虚作假，这，这，良心上总觉得过不去。”
罗会计一拍大腿，说：“哎呀！我的王书记，你没看见，弄虚作假的挂奖旗、得奖金！你不弄虚作假，就放不了卫星，放不了卫星你就是‘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现在是‘左’比右好，你就别考虑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啦！”
王乾成点点头，下了决心说：“说的是！就这么办！马上召开社委会研究这件事。你快下通知！”
社委会一致同意搬稻子并田放卫星，并决定在第二生产队搞。第二生产队长罗红军拍着胸脯说：“娘的！放一万也是放，放两万也是放，咱们就放一颗两万的大卫星！”大家都说：“好！”
王乾成最后拍板，说：“就这样办！回去后各队马上把壮劳力组织好，都来帮助二队搬稻子并田，连夜干。告诉社员，一定要保密，谁要是走漏风声就辩论谁！”
当夜，全社出动几百人，把二队十几亩稻田已经成熟的稻谷连篼拔起，移到约1亩的一块水田里，密匝匝地排得非常整齐。然后，放了一次水。水沉下以后，移栽的痕迹全没了，就像一直在那块地里生长的一样。
8月4日一早，王乾成便向区委和县委汇报。8月5日，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带着一群县区干部赶来检查，还跟来几个新闻记者。县委书记一看这快稻子密密匝匝的稻田，满意的笑了，说：“好家伙！是一颗大卫星！”一位记者建议：：“找几个小孩来，让他们坐在稻穗上，照几张像。”县委书记说：“好！”王乾成就吩咐人找来四个五、六岁的小孩，并把小孩放在稻穗上。记者摆弄小孩或坐或立，照了几张像。王乾成请示：“是否现在就收割打场？”县委书记说：“不忙，我先向地委汇报，听地委的意见。”县委向地委汇报，地委又向省委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8月11日收割验收。
8月11日，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率领着由省地县干部组成的验收团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还跟来一大群记者，其中有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吃过午饭，在验收团和记者们的监视下，一大群社员割的割、运的运、脱粒的脱粒，一直忙到天黑，才把稻谷粒全部脱完。吃过晚饭就开始由验收团过秤入库，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挂起了马灯。验收团又累又困，就由社员把稻谷装入箩筐，再抬着箩筐来过秤，由验收团的人看秤和记数。一直忙活到后半夜，才过完秤。这期间，验收团的人已经困得不行，社员们伺机就把已经过了秤的稻谷，再抬过来重新过秤。过秤结果是：37547斤。地块的面积早就由验收团测量完毕，是1.016亩。折合亩产稻谷36956斤！
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国内外来此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苏联的《真理报》还转载了4个小孩在谷穗上跳跃的照片。
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但是，有的人不愿说，有的人不便说，更多的人不敢说。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一眼就看出这些卫星都是假的，都是吹牛皮。但是，他们只能把真话憋在肚子里。
如果谁胆敢说真话揭穿“假卫星”，谁就要大祸临头，就要挨批判辩论。如果是党员干部，就要被扣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稳妥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就有被开除党籍、撤职罢官的危险，甚至被打成右派；如果是农民，就会被加上“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社会主义”等罪名，除挨批判辩论外，还有可能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中国几亿人口，从高级干部到平民百姓，都成了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人物，明明知道是假的，却没有人揭穿它，反倒一叠连声地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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