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笳在一九五八年底金牛坝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键““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覆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下面是批判时的一段记录：申：关于去郫县调查一万零六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一万零六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在一起。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
硬要他承认与曾笳共谋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地主了解情况，他“死不认账”。
申培林对浮夸风早就有清醒的认识。1958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反右中挨过批判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为啥一下就产了一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还有库存粮食多少？”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申很严肃地说：“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那个一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六百多，其它都是五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
申把记下的这笔账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账，他更担心申培林之类的张场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就因为他头脑清醒，坚持实事求是，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申培林冷板凳坐到文革前。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任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另一派夺权，又把他撤了。打倒四人帮，又因“支持造反”关押审查。一九八二年始作结论。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被撤职，直至离休未恢复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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