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童告辞后，小青对白娘子说：“姐姐，咱们在四川农村看看吧。”白娘子和小青按落云头，照例变成女记者，进行采访。
在某村，她俩采访了一名“右派分子”。他姓刘，原来是某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刘老师提出不要公开他的谈话，白娘子答应了他。刘老师见白娘子和小青谈吐大方、彬彬有礼，不像是整人的“左派”，就大胆地谈了一些问题。他说：公社成立后，公社头头就是“万户侯”，拥有封建领主式的权力，除了上司，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现象恶性发展。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恐惧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实质上无异于对社员的生杀大权。它足以对付任何形式的挑战，同时也给他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在社员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竞相开办干部小灶，向下勒索，侵占公物，与社员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命运掌握在干部手上的社员敢怒不敢言。公社党委书记李某每下耕作区（相当于管理区）检查工作，下面必办酒肉招待，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下面送肉、鱼、蛋，食堂打牙祭送菜，他受之无愧。某耕作区杀猪给他送一根“猪尾巴”，不过尾巴后面带着“七斤重的坐墩肉”。
公社干部小灶天天有鱼有肉。上行下效，下面的四个耕作区也都搞起干部食堂。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群众呼之为“高灶”。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勺把子的权力了得。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搂，就吃得扎实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皮菜叶，谁个得罪得起？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近水楼台。这样的美差，往往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社员食堂如此，“高灶”的油水就更大了。
制造升平景象蒙骗上级检查，几乎是普遍现象。二月份县委检查团到这个耕作区检查食堂生活，来时正在开中饭，干部怕败露实情，命令社员一律停止吃饭，有些动作慢的，碗还在嘴边都被抢下，不许再吃，食堂盛稀饭的桶也被踢翻几个。然后支使干部装成社员去接待检查团，参加座谈会，谈好不说孬。
打人是农村“大跃进”的特色，从打地主、打富农、打反革命、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形形色色、三天两头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凫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一九五八年春天开始，这个地方便成为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的黑暗世界。乡总支书记李某是提倡打人的。他常说：“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一九五八年三月，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一九五八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针对农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况惊人相似，五月，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类，规定性质最严重的“四类”分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三类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乡长唐某的名言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他亲自参加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罚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某“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这样，各生产队马上打开了。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乡长就让两队互换打手，终于打了起来。乡总支委员萧某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劳训队长张某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打人怕不对吧”之类的话，立刻被抓起来打了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某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六十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某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老人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总支委员萧某把人“关起门进行毒打，其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开始，全乡以“打下游”为中心的又一轮打人运动拉开序幕。
先是“评游”，每七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为百分之十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由合作社评比，张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单，然后送乡总支圈定斗争对象，根据总支统一布置，各耕作区召开斗争大会，口号是“二十天消灭下游”。
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乡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游走前面，中游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游人员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进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座，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九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不坦白交待，就打！就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的最多，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有的干脆是因为需要采石工具，就绑几个石匠进来。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饿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余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四人致死。
他们除吊打人外，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恶棍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公社把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公社书记某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公社干部朱某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进行十余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磕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公社一九五八年以来被吊打者达一百五十五人，被打致死十五人，打伤残者十六人，使党的政治威信遭受严重损害。社员说：“党说不打人，不骂人，现在是不是变了？”有的社员说：“党的政策不要去惹，少说话好些！”群众有五怕：怕开会、怕辩论、怕排队、怕挨打、怕劳役。
听到这里，小青勃然大怒，高声斥责道：“岂有此理！这‘大跃进’不成了‘打跃进’了么！这‘人民公社’不成了‘封建地主庄园了么！”
吓得刘老师连忙摆手，说：“莫大声！莫大声！防备隔墙有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形势是大好的。我所谈的仅仅是我们公社的情况，只是十个指头中的十万分之一个指头，请您不要‘以点代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您将要像我一样被劳动改造！”
小青说：“谢谢您的提醒。我只是一时气愤忘情。我们的报纸都是颂扬“三面红旗”的，决不会发表你所谈的事情。请您放心，我不会犯傻的。”
和刘老师分别后，白娘子对小青说：“快过春节了，咱们回峨眉山吧。”
白娘子和小青姐妹二人结束了第一次下凡旅游，返回了峨眉山。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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