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农业生产大跃进，粮食大增产的问题时，由有关农业专家推荐，读了一本苏联教科书《土壤学》。书中谈到适当深翻土地，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通风抗旱，增加嗜氧菌而提高肥力。主席如获至宝，向全党大力推荐：“深翻一遍，增产一倍，深翻一尺五，亩产八百斤。”树起河南长葛县为深翻土地的典型。**华东局下达文件，要求从1958年到1959年秋以前，把全部耕地都深翻一遍，深度要达到一尺至两尺。
1958年全国大跃进**中，奉贤县委大放“深翻卫星”，提出的口号是：“深翻一丈二，亩产十万八”、“卫星田深翻一丈三”。奉贤县委决心大，指标高，王文忠书记说：“誓死夺先进！”深翻指标则从1957年冬的“全县一尺五，丰产三尺三”，到1958年夏收变为“深翻三尺三，卫星田深翻一丈三”。
县委领导人决定全县深翻土地运动，必须鼓足干劲，大放“深翻卫星”。1958年春，县委制定深翻跃进计划，全县土地深翻标准是三尺到六尺。并规定各公社必须以深翻土地为中心的中心，必须将70%的劳动力投入深翻运动。
1958年秋收后，县委提出新的口号：“苦战一冬春，深翻三尺三”；“丰产田要翻六尺，卫星田要到一丈三。”全县计划如此深翻土地四十万亩。各公社男女老少社员，绝大部分都被赶到田地里，搞“大兵团作战”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深翻土地。白天望奉贤大地，红旗遍野；夜晚望去，灯火照天。
照挖地三尺计算，三尺就是一米，一亩为60平方丈，约200立方米。深翻一亩地，要挖200立方米。按照正常的工作量，一个强劳力，用锄头一天能翻10个立方米。一亩地大约要用20个强劳力。奉贤县委计划翻地40万亩，大约要用800万个强劳动力工日，挖8000万土方。如果加上丰产田，挖土方将超过亿计。这般天方夜谈如何能够得以实现？
时间紧，工程量巨大。在合作化前原本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奉贤，立时感到劳动力奇缺。对此，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大发感慨：“合作化还感到劳力过剩，一到大跃进，各项工程都缺人，缺劳力。我看中国的女人还得学苏联，生它十来个娃娃，封个英雄母亲。人口要翻番。”
尽管劳力紧，任务重，但在县委召开的社队干部会议上，各社干部摆起了擂台赛的架式。有的提出，保证全社深翻五尺，有的要翻八尺，深翻“卫星”社更是提出，全社翻一丈，丰产田要翻一丈三！
自打深翻土地运动开展以来，各公社社员都是鸡叫头遍，就被干部逼着上工，苦干到半夜，还在地头。
1958年9月，奉城公社规定：男劳力一天翻两亩，妇女一亩半，老人、儿童翻半亩。深度要达到三尺，合一天男劳力要翻400立方土，妇女要翻3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100立方土。半个月后又规定，深度必须达到六尺，男劳力要翻800立方土，妇女要翻6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200立方土。超强度的劳动量，几天下来，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尤其妇女和老人，没有人能完成“卫星”指标。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扣饭、批斗、毒打、送劳改！各社队专门制定了深翻卡，完成任务凭卡吃饭，完不成任务，食堂不准发饭。屡记拖欠任务者，要开批斗会，严重者送劳改。
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告诉社队干部：“要想大跃进，坚决大批促大干，手头一点也不能软。”“群众象狗一样，只有手里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干！”大批、大打、大饿饭、大劳改成为奉贤县委和各级干部大跃进的工作法宝。一股“大打促大干，大打大跃进”的风气盛行奉贤。
一位奉贤公社负责人后来检讨时说的非常形象：“我们的出发点原来是想着为了工作，人没有不怕打的，一打，社员的干劲就上去了。完不成问题是方向问题，打人、骂人只以为是方法问题。”
对于完不成任务，和完成任务不好的社员，干部上来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罚跪、罚饭、送劳改以致于有些社员一看见干部，就吓得战战惊惊，全身哆嗦。后来社员们控诉说：“干部把社员当牲口来使，人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干活还得吃料，社员干活不给饭吃光吃家伙（指挨打----作者）。”
11月6日，奉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带着全社连以上干部检查生产。来到五营的地头，宫书记下到地里拿尺量，一量，深翻不到一米。书记大怒，厉声责问翻地进度。营长颤颤惊惊地赶紧汇报解释。宫书记越听越上火，听着听着，他两眼冒出凶光，下令当晚召开全营社员大会。
大会开始，宫茂敏大声宣布，将五营营长和各连指导员撤职查办，批评营总支书“纵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勒令其作深刻检讨，听候处理。并当场将一名没有完成任务的中农社员，以“破坏深翻土地运动”的罪名五花大绑起来。全营社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宫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响：“任务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他宣布：“五营所有耕地要逐步复查，翻地1米2以下的‘黄旗’干部要辩论，翻地1米以下的‘白旗’干部，要撤职！”
深夜，大雨如注，宫茂敏亲自督战，干部和民兵持枪荷弹，挥舞棍棒，把苦干一天十多小时的社员，全部赶到地头，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干部问：“病人怎么办？”宫书记大怒：“病人？哪来的病！偷懒装病，罪加三等，给我赶下田去！大跃进你装病，人民公社不养病人，只要吃得饭，就给我下地去！”
11月的夜雨寒气刺人，社员们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在泥水中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举起铁镐，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干部们手持棍棒、皮带，在地里监督。谁的活慢一点，立即被打翻在地，打完了接着干。风声、雨声、斥骂声、棍棒打人声、社员痛哭声，混彻夜空。渐渐地，一个社员栽倒下地，又一个社员昏死倒地。马灯刺破黑夜，田间倒下了几十人。干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宫书记命令：“醒来再干！”此情此景，让每个稍稍有点人性的人，都会痛哭失声。五营总支书记再也按不住悸痛的心情，他恳求宫茂敏开恩，减少些任务，或者先让社员回去睡会觉，恢复恢复明天再干，“这样搞不好要出事的。”
宫书记身披雨衣，手执皮带，钢筑铁打般站在地头，面冷话硬地说：“社员今夜不能休息，必须完成深翻600亩的任务！完不成任务，撤干部的职！出事，出什么事？**从来不怕出事，打日本、打老蒋，**怕过事吗！”
深翻一米五，人均一亩半！望着累死累活仍在拼命的社员，看看昏死过去抬到地头雨中的几十个病号，想想明天完不成任务将受到的处分，这位总支书记偷偷溜回家，服下农药自杀了。宫书记闻讯大骂：“这个王八蛋！大跃进当逃兵，当叛徒！死了也饶不了他！划反党分子算了。
饿饭，是深翻运动中的又一法宝。新寺人民公社的干部作了硬性规定：不完成深翻任务不许吃饭。一天不完成，一天不吃饭，十天完不成，十天不吃饭。
人民公社食堂化，一切粮食归公共食堂，社员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坏炼钢铁。谁要是私自藏点粮食，弄点吃的，立即批斗、送劳改。深翻任务那麽重，一天劳动量那麽大，吃食堂按定量本来谁也吃不饱。完不成任务不让吃饭，就是病号也不例外。那真是捏住社员性命的法宝：谁敢不听话，饿死他！
新寺公社一个营300多人奉令大战丰产田，干部规定二十多亩田，深翻六尺，天黑前必须完工。结果到太阳落山，活才干到一半。营领导大怒，带着民兵封了食堂，社员们饿着肚子在地里干了两天，地翻完了食堂才开饭。结果一下子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个多月。
深翻运动，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完全拿着社员的性命作儿戏。在他们眼中，社员就是一群让他们完成任务争上游的牲口和机器，根本不管社员累死累活，就连病、残、孕、老者，也一律不得幸免。
曙光人民公社有个女社员，名叫顾林仙，已经怀孕六个多月，妊娠反应较大，身体虚弱。她所在支部副书记王根生，却硬逼她下地劳动，并威胁说：“做不动就开会辩论你！”辩论会就是斗争会，拳打脚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辩论，就跑回娘家。兄长见她大着肚子跑回家，忙问因由。她对哥哥说：“我骨头酸痛，肚子大，深翻土地身体够不着。不做没饭吃，做不好，又要挨辩论斗争。”她哥哥怕事，劝她回家。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去后，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顾林仙死后，社员们大受震骇和刺激。
县委后来派出调查组去调查，找谁谈，谁也不说一句话。社员敢怒而不敢言！
大跃进中的干部，欺上压下是本色，上级指令高于一切。完不成任务，别说社员在他们手中活受罪，下级干部也会倒大霉，弄不好，就会要你的命。据上海市委整风工作队汇报，奉贤县从县委领导，到社、队干部，对完不成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积肥等各项任务的下级干部和社员，就是九个字：辩论、批斗、毒打、送劳改。一级压一级，惨案不绝。
1958年秋收时节，棉花正当收摘之时，深翻土地运动又正值**，县委强令必须用70%的劳动力翻地。奉城公社四营二连的干部怕棉花过时会烂在地里，便抽了45%的劳动力，赶收几天棉花。四营党总支书记一看，二连的深翻进度降了下来，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追究责任。
二连负责生产的干部因病请假没到会，总支书记怒火冲天，厉声喝道：“生病也要来，不能走路用门板抬着。”当即派人推了一辆小土车，把他从家里给推到会场。营总支书见他真是有病，仍然恶狠狠地指着他说：“今天你生病，我不与你多讲，待你好了之后我同你算帐，你小心点！”
这位干部回到家里，左思右想，只怕过不了这一关。想想如今活着也是受罪，终于服下大量1605农药，自杀身亡。
新寺公社一营四连社员范娟宝，因小孩生病出痧子，需要照料。她找到干部苦苦哀求，说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想请几天假，在家照看孩子。连长凶狠狠的说：“你休息在家享福，谁帮你完成翻地任务？不出工不行！”结果孩子病得不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成为深翻土地的又一殉难者。
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奉贤深翻土地运动中不断发生死亡事件。仅奉城公社就自杀3人，全县自杀、累死、打死、劳改中劳累过度致死的遇难者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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