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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北太平庄路色香味湘菜馆。米主席是湖南人，我们猜他喜欢吃湖南菜。
湘菜馆装修得古色古香，每个房间都用木头建成亭台轩榭，油漆成黑褐色或朱红色。
几个人围在一起，就像电视里一群要出谋划策的剧中人物。
照例，大家先七嘴八舌地聊了些废话。
大家轮流给米主席和杨部长敬酒。
我一直在想：人就是奇怪，酒桌上的敬酒，讲来讲去都是废话、假话、空话，或者大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听？有那么多人相信？智商最高的动物，有时却是最愚蠢的。
两杯白酒之后，趁自己和米主席都还没醉，望月切入正题：“米总。”望月已经有一点醉意了，对米主席的称呼错了，但她自己还没发觉，“我要大胆地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希望您能转告牛老板。”
米主席巴不得有人向他反映问题，一来他可以做文章，写报告时有内容可写，二来有正当的理由接近老板。这年月，想接近大老板，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是不明智的。
米主席稍微张开一脸的皱纹，像拉开五线谱，笑着说：“说吧，不要紧，都是自己人。”
望月说：“我想走了
审计部长吃惊地问：“为什么？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望月直接说：“不适应这里的管理方式。应该说是水土不服吧。”
米主席问：“具体是怎么回事？”
望月回答：“一天到晚都在开会，每天都在浪费青春，我不如回深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虽然我有时很讨厌深圳，但在这里没事做反而很难受。”
我赶紧插话说：“会议是多了点。”
大汉也跟着说：“问题是，都是些没有必要的会议。一天到晚就在会上吵闹，又不是什么非得开会的事不可。”
米主席说：“总经理可能是比较民主。”
杨部长说：“我来这个公司不久，我也感觉他们的会议太多，而且真的没有必要。我原来的公司很少开会，效率反而很高。我不怕米主席知道，这家公司真的很多人都在混日子。而且北京公司的会议虫子特别多。”
有审计部长这么直爽，大家都毫无顾忌了，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公司管理上的弊端。
米主席说：“你们放心，回去我一定跟老板反映这个问题。”
望月说：“其实，我也是多管闲事。我可能过一两个月就要走了，还跟着瞎操心。不过，有时想想，这也是我的责任。”
米主席说，你这样才是对的，才是负责任的。如果每个人都不敢说真话，那公司还又还有什么前途。
杨部长附和着：“我不怕得罪人，打工就是这样，东家不打打西家，说一下真话又不会死。”
我和望月、大汉三个人都不禁很佩服审计部长。这么直率的女人看来是泡过大染缸而没变色的，而且是有人赏识的，才敢这么说话。
混过社会的人，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明显中庸，绝不含糊。那些又不圆滑又不爽快的模糊人，反而很容易碌碌无为。
我问她：“部长原来在哪里做事？”
杨部长说：“我也跟你们一样，从深圳被招来的，直接进总部工作，只不过比你们早来三个多月。”
我感觉自己跟她相比，有点懦弱。毕竟，她喝多了几年的海水。
大汉悄悄告诉我，以前，他认为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是成熟的表现，今天跟审计部长相比，觉得其实有些所谓的成熟是很幼稚的。
人活着干吗要那么累，为了五斗米，竟连真话也不敢说，值得吗？而且，这样虽然混了点工资，长远看，也是浪费自己的前程。我想。
从湘菜馆出来后，米主席和杨部长回了酒店。
大汉和望月住同个住宅区。他们也一起走了。大汉看样子不仅去抓过老鼠，还抓到别的地方了。
我孤独地回去。脚步声显得特别明显和单调。心里暗暗骂大汉：奶奶的，重色轻友。
我想了想，又觉得好笑。望月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吃什么醋呢？我摇了摇头，对自己说，人啊，真是奇怪。
雪花像潮湿的鹅毛，在空中飘着下来。我抖了抖肩膀上的雪，手指刺骨地冷。感觉清醒了许多。
更清醒的是，今晚我终于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无论如何能解决一点压力，找回自己差点遗失的在深圳的本性。
我突然跳起来，在雪地上跑着回花园街。
屋里依然静得出奇。对门的房东太太没有任何声响。床头边那个叫陶的裸女人顿时没有了往日的魅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给大汉或望月打电话，但又怕影响他们。便故意给望月同套房的叶子打电话。
我说：“叶子，我找不到大汉，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在望月那边。”
叶子说：“我去敲门看看，望月的门好像关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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