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发家的猪被人偷的消息传得很快，一下到了生产队长吴志生耳朵里。虽是同宗同姓，但他大小也是一个官，他知道自己管辖的地方出了这么一件事，事态十分严重，自己又没那个能力处理，自发家里正聚着一群人，搞不好就会闹起事来。在他眼里看来，这是一群蛮民，刁民，自从这里有史料记载，哪朝哪代的地方官员都怕他们。他们从来就是本地的牛人，牛人的后代更牛，更不可以随便碰。于是吴志生马上向公社书记报告。公社书记听了电话报告，立刻赶往塘家寨。
“叔公，生产队长来了。”有人说道。
有财说道：“生产队长来了怕啥！就是皇帝来了也不怕。”
只见生产队长吴志生走进院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四十五六岁的长着国字脸穿中山装的人，像是个国家干部。吴志生等人进屋后，志生对明叔公说：“叔公，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社王三喜王书记。”他又对王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塘家寨辈分最高的德高望重的吴镜明叔公。”生产队长没说明叔公是塘家寨的老大，但王书记心里已经明白了，走上前去伸出手要和明叔公握手，不料，明叔公却没伸手，王书记的手停在半路，于是笑说：“吴镜明同志，你看着满屋子的人，你也不给一点面子给我？”把手收了回来，在衣袋里搜出一包“大前门”烟来，抽出一根，要递给明叔公，明叔公拿着水烟筒说：“我有这水烟筒，你那国家干部烟，我抽不惯！”王书记只好自己抽。
惠兰拿了一条长板凳，让王书记坐下，又倒了一碗开水放在他面前的四方桌上，才站在一边。
王书记说：“吴镜明同志，我今天来，直话直说······”
进吉三叔婆插了一句：“书记大人，你有屁就快放，放了就走人，我们农村人不怕臭！”
“哈哈，哈哈！”有财笑得开心，进吉大伯眯着眼笑，那狗仔笑得前俯后仰，肆无忌惮，一屋子的笑声，只有生产队长脸上十分的严肃，王书记的脸拉得老长老长，心里直骂这些没教养的乡下人，嘴上却说：“你们笑，我看你们哭都来不及。你们这是在犯法，知道不知道？还不赶快悬崖勒马，把人放了，大家才没事。”
“书记，犯法不犯法，我们乡下人不懂。这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是谁的不是，你先搞清楚再来这里和我们上课。”吴自成说道。
“对，没错。不去找他们，先来说我们的不是。”
“天底下没这个理！”
“人家是当说客来的，拿那边人的好处。”
······
一时间，屋子里叔公叔婆们七嘴八舌的说开了。王书记越听心里越生气，站起来，说:“好，劝你们不听，看你们有好果吃。”说完，转身就走。
公社王书记气愤地离开了塘家寨，他本想这事由新村人引起，如果新村的人肯听他的话，先把吴家的猪还了，事情也许会解决，两村不会闹出大事来。这一想，他又到了新村。谁知道新村人也和塘家寨的人一样固执，不肯认输，一定要塘家寨放人赔礼道歉，别说一两头猪，就是一头大水牛给杀了又怎么样？你抓我们的人，我们就不会抓你们的人啦？谁怕谁？王三喜调解无效，感到事态严重，吃了晚饭，骑着自行车去县委向县委书记汇报。
新安县城就坐落在长安镇。新安县是个新县，解放后才设置的，也没几年，因此家底薄，是个穷困县。相对县来说，长安镇却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据史书记载，秦汉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了。新县旧镇，一新一老，相得益彰。县委县政府机关，县直属各局等在镇东郊，长安公路贯穿县城，连着长安镇。市镇集贸，商贾贩夫，与党政机关，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因县城落在了长安镇，巧妙地融在了一起。
此时，县委县政府正在讨论一项本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准备在本县北部兴建一座大型水库，利用水库的水发电，造福全县人民。因此，讨论会上除了本县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县水利局农业局局长外，地行署的领导和水利专家也参加了。长安公社书记王三喜到了县委，看门的魏老头问老王你找谁？王三喜说有急事找殷书记。魏老头说殷书记和常委们在会议厅开会。王三喜朝县委会议厅看去，果然灯火通明。他急得团团转，一边吸着烟在大院里的古榕树下徘徊，一边想如何才能让殷书记出来和他说话。
这时，王三喜看见一个穿着素雅服装留着两条长辫子的服务员走出会议厅，他喜得如见救兵。他认识那服务员，名叫梁小丽，还知道平时在不严肃的场合大家都叫她黄毛莺，这是因为她嘴甜，心肠好，对人热情，又长着一头黄头发的缘故。尽管她只是个服务员，但县里的很多干部都喜欢她，她也认识常到县委的干部。
小丽提着一个暖水瓶一路走来，王三喜向她招手，她看见了，便甜甜地叫了声王书记。王三喜应了，随后把自己有急事要向殷书记报告的话说了。小丽用手勾勾头发，微笑说：“不行呀，王书记，殷书记坐在里头，我不敢跟他说话。”
“这么说没办法了？”王三喜见到小丽时的那点高兴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小丽看王书记急，想了想，说：“王书记，你别着急。钱秘书在，我可以叫钱秘书出来见你。”
“好，好。叫钱秘书来也可以。”王三喜勉强答道。
小丽回头去把钱秘书叫来，钱秘书听了王三喜的报告感到事态确实严重，嘱咐王三喜在会议厅外边等他的消息，他进去向殷书记汇报。
殷书记听了钱秘书简单扼要的汇报后，便对身旁的地行署领导小声说：“现在县里发生一件事要及时处理，会议是否可以明天继续开？”
“可以。”行署领导说话干脆利落。
得到地行署的领导首肯，殷书记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正在发言的水利局长停止发言，说：“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县委常委同志留下，其他同志散会。”
大家心里纳闷，会议开得好好的，突然散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你看我我看你的，又不好去问殷书记。等众人走后，留下县常委几人，殷书记叫钱秘书唤王三喜进来，让王三喜把偷猪事件前前后后向常委们说了一遍。
县委宣传部长是个急性子的人，首先发言：“我看这事马上通知公安局，让公安来处理最合适。该抓的抓，该处理的处理，决不能手软！同志们，新中国成立都这么长时间了，农民的宗派观念还这么强烈，这都是封建思想的表现，社会主义坚决不能让它存在一天，必须消灭它！”
县委曾副书记说：“小偷小摸还有绑架人的事，可以让公安局来处理，但宗派之间的纠纷让公安来处理就比较麻烦点。像发生两村械斗的事件，公安局总不能把两个村所有参加械斗的人都抓起来吧。就说抓闹事的头，我看也难。蛇无头不行，村有村老大，两村械斗，村老大是关键人物，可你不好抓他。这里的民情，我专门研究考察过。村里的民事纠纷，多数村民都会找村老大处理评判。说句不好听的话，村里有什么事，村老大比生产队长还管用。村老大一句话，全村人不论老少，都会听他的话。法不责众。这件事，要慎重啊，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常委们讨论来讨论去，就两种意见：一是强硬派，主张决不能手软，在打击偷盗和绑架人犯法行为的同时，抓住时机，打击借机闹事的宗族势力，铲除封建余孽；二是温和派，主张对这样的事件要慎重处理，区分对待，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为当前主要任务。
殷书记说：“这样吧，我一个人去处理。先让他们放人。那户农民家的猪被偷的损失先由长安公社给，有被打伤的医疗费也由公社先垫上。先把事情平静下来，不要让矛盾激化扩大，盗窃绑架的事以后再由公安来处理。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既然殷书记这么说了，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不过，对一个县委书记一个人去乡下，而且是晚上，常委们有些看法了。
“殷书记，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要为全县的父老乡亲们着想啊。多危险的地方，你一个人去不合适，要去大家一起去。”宣传部长说。
“对，对，没错。”连曾副书记都同意宣传部长的意见。
殷书记说：“不用怕，没你们想象的那样危险。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去比较好，多人去了反而不好。这事不能再拖了，要快，今晚就要处理好，让两村平静下来，否则事态扩大，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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