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诗歌西门论争（3）
诗坛要有诗坛的“通行证”
——兼答各位先锋诗人朋友
文/郑启五
“诗歌不会死”与知青的“青春无悔”一样，都是伪命题，实际上喊叫“诗歌死亡”或“诗歌不会死”的口号没有任何意义。我所谓的“诗歌垂死”比喻的是诗坛目前的极度乱像，它是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一些人在诗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一些探索或自娱自乐完全是个人或团伙的事，一如一个个卡拉OK厅，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形成主流，冒充艺术，甚至主宰诗坛，抗拒批评，那就值得关注了。敝帚自珍是可以理解的，但别人对“敝帚”有所指责就“笑掉大牙”恐怕就是诗人典型的自恋了，“大牙”还是留着吃饭用，再先锋再现代的诗人，还是得食人间烟火！
有的人说：“不要对当下诗歌太苛刻，其实,我们这朝这代人，是无法对自己下什么定语的，等我们都死后吧！五百年或者千年后，那时候会有人评说的。”我对此的回答是：有的诗，几千年了，它依然活着；有些诗，见光死，语无伦次的拼凑还想活五百年，那些都是伪诗人的幻觉与白日梦，谁也休想用“无法下定语”就在当下的诗坛里忽悠大众装神弄鬼诱惑少年！
更荒谬的是，还有的人认为对先锋诗歌现在要下结论也是可以的，但只能诗人自家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三道四，先锋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安琪在抨击郑启五的文章中思维混沌地说：“……郑教授何以不敢对卫星发难而是矛头直指诗歌，原因无非是，他懂得汉字，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对诗歌说三道四。郑教授‘读不懂’的责难对朦胧诗以后中国新诗状况而言并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理解郑教授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的关切，却不能接受因热爱而产生的怨恨，尤其是对新生事物一棍子打死的激烈。郑教授本人的专业是人口问题，虽然我们也是这个问题的一分子但我们绝对不会对郑教授的专业指手划脚，同样，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知识，其对诗艺的要求，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其不断丰富的深入人心细微处的剖析，已非当年郑教授热爱的新诗草创期乃至朦胧期可以比拟的。”
安琪居然把人们读不懂新诗与人们不懂得卫星内在的科技混为一谈，然后她就俨然成为诗歌卫星的尖端科学家一样，不许我等说三道四？以为让今天新诗的“发展”与嫦娥卫星发展捆绑在一起，诗歌就成了与探月卫星一样的“新生事物”了？这样的思维逻辑绝对的“与时俱进”，但嫦娥卫星是新生事物，艾滋病、禽流感也是新生事物，但我也提请安琪女士放心，无论是什么类别的新生事物，都不可能被人“一棍子打死”，更何况我只是一介“垂死的老地主”，你尽管可以放心地继续享有你“杰出先锋女诗人”的荣耀，把握你那别人都不懂“诗歌特殊的知识”。
按照安琪的理论，由于新诗前60年的发展都属于草创、蒙胧阶段，而近来20余年才是真正大发展，由于我等老小都没有具备“诗歌的特殊知识”，因而读不懂现代先锋诗歌，那么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金点子呈送安琪女士：开发一个读诗的解码器（因为对我们而言先锋派的新诗很大程度上就是分行的乱码），救我等无知者于苦海之中。因为这些人为的精致的乱码中如果真含有人类可以接受的思维，数码技术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的。届时杀毒请用“安博士”，阅诗请用“安女士”，肯定是一个数码时代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对不起，广告词不小心压韵了，还请各位先锋们多多包涵。
开个玩笑，还是回到正题：梨花体其实并非真正的赵丽华，而脱裤读诗也只是个别的极端，厦门诗人出口成脏骂我“叫兽”的也只有老皮一人（我反对任何脏话粗话，对先锋派也要有理说理，粗口与事无补），但晦涩的邪气与梦呓的阴风充斥诗坛，并用“需要专业阅读”为借口搭盖了自娱自乐抗拒批评的诗歌土围墙在整个诗坛普遍存在！我以为诗歌必须要有诗的“通行证”：韵味、意象、美感（含叶芝的“可怕的美”）、节奏、正常的（拒绝病态）情感与思想；诗歌至少要具有以上“五要素”之中的几个才能有诗的资格。尽管是老调，但正确的老调一万年也依然年轻！如此宽泛的“通行证”一再被诗人们指责为“不包容”，现代诗人为什么要对这样的“通行证”耿耿于怀呢？因为这样的“通行证”是照妖镜，它让伪诗歌现形，它让伪诗人发抖！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没有诗坛这么乱，就因为每个门类都有大致约定俗成的“通行证”，小混混、市井无赖和泼皮是很难蒙混进去的，惟有诗坛，谁都可以进去乱吐乱拉，正是他们的喧嚣窒息了真正的好诗，正是他们的群魔乱舞，遮掩了好诗人的身姿！所以我在此特别认为萧春雷所说的“人人都是诗人”的理论极为有害，正是这一荒谬的论调颠覆了诗歌起码的尊严和艺术价值，导致诗坛的极度混乱。
圣洁的诗坛不能成为群魔乱舞的平台，要舞，只要不违法，自然可以尽情尽兴，但请到坛外自娱自乐去！诗坛要正本清源，没有“通行证”是不行的，这个通行证不是我发明，更非作家协会可以签发，说白了，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给诗歌下的科学定义，它是文明社会起码的底线，它是所有思维正常的人脑的基本共识！
（我再一次重申，我所言针对的是当代中国诗坛给社会的总体印象，决不是厦门某个山头或群体或个人。前文自言是“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文坛了解的程度，没有其他意思，更不要猜疑本人是什么“御用文人”，哈哈，差远啦，本人一生厌恶官场。其实在厦门作家协会没有人敢批评你们的，谁批评谁落伍，谁敢啊？我犯傻捅了马蜂窝是我个人行为，我哪里敢连累到作协。我的批评就诗论诗，从未涉及到你们的单位与职务，为什么你们一再拿作协和厦大开涮？有理说理，也请不要拿我的年龄作文章，真爱诗歌，我永远有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
2007/10/28
附一：
与郑启五教授说诗兼致鼓浪屿诗歌节
//安琪
近日回京，手头事情一堆，想忙完再对2007鼓浪屿诗歌节做一番回顾，不意竟看见诗歌节诗意未散，向诗歌和诗歌节发难的战火已燃。更不意导火索竟然由厦门大学郑启五教授点燃，其诗《新诗，你醒醒！》，其声也哀，其状可悯，恰如一个破落地主面对丧失了的土地的垂胸顿足。诗中透露，郑教授乃前新诗迷恋者，其迷恋对象从五四时期《再别康桥》到红色经典时期《一月的哀思》，最后止步于朦胧诗时期的《双桅船》，之后的新诗，郑教授便一律斥之为“神经失常”因为他“读不懂”了。以郑教授如此思维方式，则新近上天的“嫦娥”卫星也是“神经失常”，那些上天机理倘若摊开肯定也是郑教授读不懂的。但郑教授何以不敢对卫星发难而是矛头直指诗歌，原因无非是，他懂得汉字，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对诗歌说三道四。
郑教授“读不懂”的责难对朦胧诗以后中国新诗状况而言并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理解郑教授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的关切，却不能接受因热爱而产生的怨恨，尤其是对新生事物一棍子打死的激烈。郑教授本人的专业是人口问题，虽然我们也是这个问题的一分子但我们绝对不会对郑教授的专业指手划脚，同样，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知识，其对诗艺的要求，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其不断丰富的深入人心细微处的剖析，已非当年郑教授热爱的新诗草创期乃至朦胧期可以比拟的。这正如古时候人们对上天的幻想仅止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嫦娥姑娘，而今日上天的，却是一个迥异于姑娘的钢铁家伙“卫星”一样，你可以对着虚幻的嫦娥姑娘怀古，却不好跳脚指责何以这钢铁家伙要破坏当初你对想象中嫦娥姑娘的美感。
叶芝曾经说过，变了，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新诗发展到今天就是一种美，它令郑教授这样的曾经激进分子感到“可怕”，因为以他贯常的阅读模式，他无法进入当下诗歌，是怀疑自己的水平，还是对读不懂的东西进行谩骂，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也是朦胧诗后中国新诗不断受到责难的原因。中国人对一切的怀疑总是先从怀疑别人开始，尤其是关涉到能力、智慧方面的知识。
如果说郑教授对新诗的“恨”之切来源于其对新诗的“爱”之深的话，另一个署名西海茶客的厦门本土业余诗人则不折不扣是在打着诗歌的名义干破坏诗歌之事。其阴险的一面是：企图用他不伦不类不通不顺的语句来全盘否定鼓浪屿诗歌节。这就值得我们小心了。由政府出面举办的诗歌节在国内并不少见，今年轰轰烈烈的“青海诗歌节”打出的口号是，要做成国际最高规格的诗歌节，邀请对象正规名单的就有国内外诗人400余人，加上获悉消息自发参与的200多人，一个青海诗歌节有600多人参加，如果在我们这个西海茶客看来，岂不要晕头？但人家就是有这个志向要列入国际性诗歌节行列。青海诗歌节我虽未参加但我内心拥护，一个简单的看法是，政府既然可以做西瓜节、桃花节、茶叶节等各种名目的节日，为何就不能做诗歌节。引申开来，政府做西瓜节、桃花节、茶叶节等各种名目的节日，都是做就做了，偏偏是为文化做事的节日就要引来如西海茶客一样的质疑，这里面很难说没有文人相轻的阴暗心理在做怪。如果西海茶客真的曾经诗歌业余诗人并且发表过诗作、自费出版过诗集的话，就应该更能理解诗歌之不易，对诗歌报着更大的推动心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回到鼓浪屿诗歌节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举办诗歌节之必须。众所周知，鼓浪屿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之地，有天风、海涛、琴声，这三者都是人们心中约定俗成的诗歌元素，如今，有了诗歌的真正介入，这些元素终于能够变成文字，留存于鼓浪屿历史上，这难道不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吗？可以拿另外一个地方做对比，那就是河南南阳市的西峡县。自2001年起，西峡县年年举办“西峡诗歌节”，几年下来，西峡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变成名声远扬的旅游胜地，旅游财政收入年年翻番，乃至当初的策划人想停止这个节日当地政府都不同意，至今已举办6届，今年还将继续举办。你可以说鼓浪屿很有名了，不像西峡，所以不要诗歌节了，但事实确实，很有名的鼓浪屿在听觉上的海风、琴声之外，多了张诗歌的文字名片，难道不是件更为扎实贴切的事。
算算两届鼓浪屿诗歌节下来，鼓浪屿多了多少诗篇佳作，单是著名诗人于坚的《鼓浪屿便条集》就为鼓浪屿留下了多少句可以传诵的警句，更多诗歌请见2006年和2007年《厦门日报》的“鼓浪屿诗歌节专版”。如果你是真诗人，你就可知道李白一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为敬亭山带来多少宝贵的财产。
从另一个层面说，鼓浪屿是朦胧诗一枝独秀的女将舒婷的诞生地和居住地，以舒婷在国际诗界的影响和声誉，她的故乡不做诗歌节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更是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客观地说，鼓浪屿比青海更具备举办国际性诗歌节的条件。一、它有经济优势；二、它有舒婷这个国际诗人的优势。因此我以为，鼓浪屿办诗歌节，是鼓浪屿、厦门，乃至福建的盛事，其意义怎么估算都不为过。
和国内其他各地诗歌节相比，鼓浪屿诗歌节因为有了内行的诗歌批评家陈仲义先生参与操持而显出了更为专业、优质的品格。具体体现在，一、每届邀请对象均为国内最具诗歌写作实力的诗人。其他诗歌节很多邀请对象都是老名人，新人参与的不多，比如青海诗歌节，据说第一天发言者的平均年龄70多岁。而鼓浪屿诗歌节秉持和这个区域相当的现代化、青春化风貌，邀请活跃在当下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参加，为国内各地诗歌节树立了新锐、前沿、活力的元素，一出手就引人注目。二、鼓浪屿诗歌每届均有与之相关的主题，2006年那届是“诗与音乐”，2007年则为“诗与女性”，因为鼓浪屿是座音乐之岛，也是具有女性特质的妩媚之岛，这两个主题，凸显了鼓浪屿的本岛特色，我以为很是相宜。
与国内其他各地诗歌节不同的是，鼓浪屿诗歌节并不单纯停留在诗歌层面，两届诗歌节均以音乐会开幕，其间穿插若干专业水准的交响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充分显示了鼓浪屿不俗的品位，这种安排在其他诗歌节基本是没有的。而与主题有关的研讨会则充分发挥诗歌先锋激进的一面，大家各抒己见，不盲从，不附和，由此出现的如西海茶客所说的“充满矛盾”的观点不正是被邀诗人个性独具的印证吗？
鼓浪屿诗歌节的第三个特点是，特别凸现本土诗人的当下状况，两届诗歌节均安排有本土诗人的作品首发及研讨，这对厦门乃至福建诗人走出去实在是大有帮助。很多外省批评家都说，鼓浪屿诗歌节这样举办下去，不出几届，福建诗人就将名满天下。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譬如鼓浪屿诗歌节，需要的是扶持和鼓励，而非泼冷水甚至不负责任的攻击，多一些建设，少一些破坏，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必要的。
谨以此文致意鼓浪屿诗歌节及主办方的辛苦！2007/1027
附二：
舒婷可以宣布一份菜单为诗歌吗？
——从当代艺术理论看诗歌
萧春雷
(萧按：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把这么信手写的东西发在博客上，但是看到郑启五已经把他关于讨论会的记述贴在厦门网了。我想，与其让人断章取义，不如自己老实交代。我还有一些想法，原想找时间细致阐述一下，表达更准确些，争议也就会更少。然而太忙，文债如山，以后再说吧。）
我把我要表达的观点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舒婷可以宣布一份菜单为诗歌吗？我认为可以。理由如下：
首先，因为舒婷是一位公认的诗人，她选择了这份菜单，赋予菜单诗的意义。
其次，现在这份菜单已经脱离了日常实用状态，进入了非功利的审美状态，读者因此用读诗的眼光读菜单。
最后，这份菜单具有诗歌的惯用形式，例如使用文字符号、分行排列等等。
我从网络上的闽菜菜谱里随意抄来几道菜，当成这份菜单：
爆目鱼花
白焯响螺
海参羹
香满脆环虾
沙锅鳝鱼
炒鲎片
芹菜肉丝鱿鱼卷
双菇扒菜心
假如这份菜单被舒婷署名发表在一份诗歌刊物上，你用欣赏诗歌的眼光读它，你可能会感觉到中华饮食文化的丰盛，体会到一种人文美；你也可能对人类发明各种酷刑施加于动物身上感到惊悚；当你在国外呆得太久，它或许会唤起你的思乡之情。这种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诗吗？
当然，如果你读来毫无感觉，或者感觉很坏，你可以说它是坏诗，糟糕的诗。如果第二个诗人、第三个诗人也宣布类似的菜单是诗，你可以批评它是毫无创造力的蠢诗，恶俗诗。
所以，诗歌不一定是诗人创作的。最偷懒的诗人，只要宣布或声称一些现成的文字如菜单、广告、节目单为诗就可以了；肯将散文拿去分行排列，已经算是比较勤快的；当然绝大多数的诗人，还将沿袭传统作业手段，手工作诗，非常勤勉。
我要老实承认，上述观点并非我的个人创造，我没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我是从当代艺术理论类推过来的。我们都知道，1917年，杜尚给美术馆送去一个小便池，起个标题《泉》，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今天，现成品已经理直气壮成为艺术品，进入艺术馆和艺术史。再看音乐方面，1952年，约翰•凯奇的《4分33秒》，演奏者只是在音乐现场默坐了4分33秒，然后离开，这段时间内现场的各种杂音就是音乐。约翰•凯奇的现成品音乐也堂而皇之进入了当代音乐史。艺术与音乐可以利用现成品，诗歌当然也行。
当代艺术还启发我们另一个观念：人人都是诗人。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上世纪70年代就宣告，人人都是艺术家，一切皆可为艺术。当代艺术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变得多姿多彩。
艺术与诗歌有多大的区别呢？我认为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不过诗人用文字符号表达经验，他们可以称为语言艺术家。艺术家则用各种非文字符号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界限不是绝对的，可以打通。
诗人不要把诗看得太了不起，认为诗是少数精英门槛很高的艺术。这是画地自狱。佛教还愿意承认人人都有佛性。诗人比佛更了不起吗？人人都是诗人，说的是人人都有诗性、诗心，都有成为诗人的可能。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刻进入过诗歌状态，但他们可能没有辨认出来，更没有去写出分行排列的句子。
什么是诗？古人说，有韵为诗，无韵为文。韵便于记忆，传播，是人类早期口头文学时期的重要要素。进入印刷时代，韵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许多现代诗已经不用韵了。这个标准早已失效。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判断一首诗呢？韵味？意境？美感？节奏？音乐性？分行排列？老实说这些标准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有大量例外。
既然没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权威标准，也不存在一个认定诗歌的权威人士或机构，我们只有承认诗歌的个人标准。当一个人自称他的打油诗、歌词、口水诗是诗歌时，我们的确没有权力声称它们是非诗，但我们可以说那是我们不喜欢的诗，或者干脆说那是拙劣的诗、平庸的诗、糟糕的诗，有抄袭、雷同、灌水、陈词滥调、无病呻吟等等毛病。
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有权写诗，但不是人人都能写出好诗。
有个朋友对我说，“梨花体”那叫诗吗？我也能写。我说，你凭什么说那不是诗？谁给了你权力？你尽可以说它是坏诗，你讨厌的诗，但你不能说它不是诗。你发现你能写诗，这对了，人人都是诗人嘛，只是不知道写出的是不是大家都佩服的好诗。
诗与非诗没有标准，但好诗与不好的诗有相对的标准。然而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换个时间再谈。
第二届鼓浪屿诗歌节刚结束。昨天下午，参加晚报记者龚小莞组织的一个诗歌讨论会，在中山公园西门的半日闲普洱茶馆。郑启五大谈诗歌“死亡论”或“垂死论”，高和不这么极端，但也认为诗歌越来越少人关心。与会的还有谢春池、子梵梅、洪思发、江浩等。诗人们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龚小莞做了记录，她会整理见报。
说明一下，讨论会并非我召集，讨论记录也不由我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一直在写诗和读诗，出版过一本诗集，自认对诗歌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近年来因为关注当代艺术理论，我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可以借用艺术理论来澄清一些诗歌理论问题。我曾在去年的闽南诗群年会和今年的集美龙舟诗歌节上提出过这些想法，也私下同一些诗友做过讨论。知音甚少。我坚信诗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概念，像一股活水，在奔流中开辟自己的河道。
我将自己在会上的发言重作整理，匆匆形成此文。
2007年10月24日
附三：
此样教授何其多
——驳郑启五教授“新诗死亡”论
文/成金
10月21日，在鼓浪屿诗歌节，厦门大学郑启五教授站出来朗读了他的大作《新诗，你醒醒》，高调抛出所谓“新诗已死亡”论调，在他看来，朦胧诗之后近20年来他“读不懂”的诗歌是“神经病”，“当代自虐的经典，从头到尾都病入膏肓”是郑教授对当前诗歌的直接观点，争论几天之间迅速在厦门写作界蔓延开来。
没错，社会上很多人将诗人和当前的诗歌写作视为神经病，这是无法否定的现实，当前的诗歌写作探索固然有不成熟、泥沙俱下的问题，但是这个“神经病”从一个教授的口当着众多诗人的面说出来，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教授自称爱好诗歌，写过二十多年诗，他对诗歌如此评论似乎是权威的？其实不然。后生认为，任何百姓都可以不认可新奇和异端，唯权威人士不可公开地贸然反对。新奇和异端是对当前主流寻求某些改变，尘埃落定之前，权威人士公然抵制的声音往往酿成悲剧。可以这么说，郑启五个人对当前诗歌有意见是他的权利，诗歌界也会欢迎他的批判，但以教授的身份在海峡博客等平台公开叫喊“新诗死亡”的定论，则非常不妥当，教授要完全否定当前新诗写作？所谓的“诗歌必须要有诗的‘通行证’：韵味、意象、美感、节奏、正常的情感与思想；诗歌至少要具有以上‘五要素’之中的几个才能有诗的资格”来自教科书，他郑教授完全可以按《诗经》、《楚辞》、《全唐诗》、《朦胧诗选》的标准去阅读和书写，但以往的标准不足以成为反对新方向的依据——伽利略“日心说”的正确性已经被时间所证明，而他死于社会主流和诸多权威之手，以往标准和新思维碰撞产生的悲剧莫过于此。
当前的诗歌写作是有很多人扬弃了以往诗歌的所谓“要素（按郑教授的说法）”或“标准”，变得更晦涩难懂的有之，更生活化甚至低于生活不再“高雅”的有之，诸如押韵、琅琅上口已经不被当前诗人认为是诗歌所必须，这为界外所不容，但另一个方面，青年诗人正赋予诗歌更多的思考、更多弹性和理解的可能、更多的书写方向，这些绝不是任何一个教授和简单“混乱”一词可以否定的。
尝试是永远需要的！一个伟大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等，首先必须敢于突破现有标准，先于社会主流发出自己的声音、预想，找到新的表现形式，继而在时间的洗礼之后形成新的标准或者改进原有标准。如果否定这种努力，墨守成规，也就是选择平庸，拒绝伟大。凭郑教授的观点，他选择的是平庸，而那些正在尝试的青年诗人，起码还有“伟大”的机会——为社会所不容、为读者所不理解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垃圾，一种是后来的经典。
“变态”和“神经病”在当前诗歌来说，可能正是幸事。如果真跟郑教授所说的那样，让诗人领取“通行症”，学习诗歌的要素，迎合读者口味，按既形成的方向继续写作（有了《诗经》就不能发展成五言、七言？接下来不能出现成长短句？那么，如何诞生新诗呢？），人人都是听话的乖学生，诗歌定然不可能有所丰富和发展，写再多，不过也是在既成的选集后面添加相似而多余的几页纸罢了。至于教授所提的“敏感、自慰、自恋、猜疑、封闭”这些性格特征，并不是诗人所特有，而是当前年轻一代的共性。一个教社会学的教授，竟然不考虑社会环境变迁的因素而横加指责诗人，诗为众人所不齿，诗人对新方向的探索只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浮躁、人心不静的原因，也免不了有郑教授之流的原因吧？诗人们20年努力的结果，岂是伺候他等老人家花几个晚上的时间翻阅一下就出来评头论足的？教授尚且如此教导，社会如何理解诗人？亏其自称热爱诗歌、写过诗歌。
要表态当前诗歌写作是否“当代自虐的经典，从头到尾都病入膏肓”可以，但请教授在定论之前起码应该花20年时间（于众多诗人所付出的时间等同）来研究，不错，是研究，教授碰到难懂的新事物时第一职责是研究，然后才有权肯定或否定。还有，请郑先生和众多跟他一样教授们千万不要急于叫喊（此样急于叫喊的教授何其多啊！），艺术、诗歌乃至社会所探索的新方向正确与否，应当留给时间来证明，尘埃落定之日，才是盖棺定论之时。
最后，对于教授批评当前新诗写作中病句多的毛病，后生我虚心接受。同时也给教授的《新诗，你醒醒》中的如下笔误挑挑刺：“《大堰河，我的母亲（保姆）》、热血沸沸、《周总理，你在那（哪）里》、“面对（朝）大海，春暖花开”、昂起你紫红的照妖镜（昂起照妖镜？）”……
成金－2007.10.28夜于厦门
发表评论
谢谢成金同学参加讨论，也谢谢你最后指出的笔误，其实我一个老人家扮演了《皇帝的新装》里的小朋友，确实不大好，我也在反思中。但你此文的题目有点不理想，因为乱说话的只有我一个，那么多的老人都在装聋作哑，他们都在扮演爱护先锋诗人的“圣诞老人”，他们都很怕你哦。。。。。。。。（郑启五）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