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弓弩考
中国在近代火药武器的诞生之前，在投掷武器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的领先地位，在这期间有七项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是其他的民族无法比拟的，卓越的制弓术，弩的发明和改进尤其是铜弩机的创制，连弩的发明，弩车特别是多弓床弩的发明，杠杆抛石机(trｅbuｃｅht)的发明，火箭（roｃkｅt)的发明.这是我们祖先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战争技术高超的见证。
在近代火药武器问世前漫长的岁月里，弓箭一直是决定性的武器，没有其他青铜或钢制的武器起到能代替弓箭所起到的作用。中国人的祖先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就已经广泛的使用弓箭。山西朔县距今2.8万年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里出土了用燧石制造得箭镞，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最早的使用弓箭的证据。弓箭的使用是人类技术史的一次重的大进步。人们认识到了利用弹性来储存来储存能量，发明弓箭这种复杂工具需要长期的经验的和知识的积累.中国古代认为“弓生于弹”，即为弓箭的产生与弹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甲骨文中弹的写法是一张弓在弦的中部由一个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这样的弹弓在中国曾广为流行，近代北京天桥的杂耍艺人中还有人使用这样的弹弓。随着制弓技术的发展弓箭逐渐得到了改良。箭加装了镞还有羽翼，提高了箭穿透力和稳定性。同时弓也得到发展由单体弓而加强弓，最后发展到了复合弓。世界上许多的不同文明分别独自发展了复合弓，但是由于西亚斯基泰复合弓（一种双曲复合弓）这种自技术上较为成熟的复合弓传到了古希腊和罗马（似乎是共和国末期传入），西方人依此为渊源将他们所见到双曲复合弓都认为是斯基泰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早在商朝的晚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类的弓箭了－－－－双曲复合弓的成熟形式，双曲反弯复合弓（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中国的汉字弓就是依据双曲复合弓的象形而来的。而且周朝出土的青铜器就有很多是反映射礼活动，而射礼所用的弓明显就是双曲反弯复合弓。在诗经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弓（即角弓，可笑后来的儒家牵强把角解释为装饰品）。
同时由于使用弓的材质差异，以使用单体弓为主的地区和已广泛使用复合弓的地区在拉弓的方式上也产生极大地不同。即地中海式射法，和蒙古（中国）射法。由于欧洲单体弓弹性差，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之比低因此弓长较长，而中国的复合弓正好相反，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比甚高，当拉满弓时手指拉弓处与弓弦形成锐角，用地中海式拉弓法将积压手指。因此中国拉弓法用一个拇指（带指环保护）拉弦，食指和中指压住拇指，而欧洲单体弓由于角度较大，则可以用多个手指拉弓。使用指环作为保护时使用复合弓的标志之一，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指环也是在商朝的好妇墓遗迹中出土，诗经中也有大量记载。
在东周时期，中国复合弓的制造技术业已臻于成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中专有“弓人为弓”一篇，对制弓技术作了详细的总结。举凡材料的采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及其组合，都有较详的要求和规定，对工艺上应防止的弊病，也进行了分析。制弓以干、角、筋、胶、丝、漆，合称“六材”：“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处也者，以为因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干，包括多种木材和竹材，用以制作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干材的性能，对弓的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据《考工记》，干材以柘木为上，次有檍木、柞树等，竹为下。角，即动物角，制成薄片状，贴于弓臂的内侧(腹部)。据《考丁记》，制弓主用牛角，以本白、中青、未丰之角为佳；“角长二尺有五寸（近50厘米)，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这是最佳的角材（一只角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头牛，故称之为牛戴牛）。筋，即动物的肌腱，贴博于弓臂的外侧(背部)。筋和角的作用。都是增强弓臂的弹力，使箭射出时更加劲疾，中物更加深人。据《考工记》，选筋要小者成条而长，大者圆匀润泽。胶，即动物胶，用以粘合干材和角筋。《考工记》中推荐鹿胶、马胶、牛胶、鼠胶、鱼胶、犀胶等六种胶。胶的制备方法“-般是把兽皮和其他动物组织(特别是肌腔)放在水里滚煮，或加少量石灰碱，然后过滤、蒸浓而成。据后世制弓术的经验，以鱼组织、特别是腭内皮和鱼膘制得的鱼胶最为优良。晚近的中国弓匠用鱼胶制作弓的重要部位，即承力之处。而将兽皮胶用于不太重要的地方，如包覆表皮。丝，即丝线，将傅角被筋的弓管用丝线紧密缠绕，使之更为牢固。据《考工记》，择丝须色泽光鲜，如在水中一样。漆，将制好的弓臂涂上漆，以防霜露湿气的侵蚀。据《考工记》，择漆须色清。中国古代不仅对制弓在才料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对具体的工艺步骤也有细致的规定。“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冬天剖析弓干，春天治角，夏天治筋，秋天合拢诸材，寒冬时把弓臂置与弓匣之内定型严冬极寒时修治外表。冬天剖析弓干木理自然平滑细密；春天治角，自然润泽和柔；夏天治筋，自然不会纠结；秋天合拢诸材，白然紧密；寒冬定弓体，张弓就不会变形；严冬极寒时胶、漆完全干固，故可修治外表。春天装上弓弦，再藏置一年，方可使用。上述繁复的工艺程序，需跨越两至三年时间。在制弓作坊中，由于各项工作可交错进行，流水作业，故每年都会有成批的成品，但就一张弓而言，其工时是无法缩短的。复合弓的制造代表了古代制弓术的高峰，世界上对复合弓制造的详细记载首见于《考工记》。在此后的两千年内，中国，或者说亚洲的复合弓制造技术制弓术与考工记相比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在制弓术逐渐成熟的时候，中国的射术也逐渐成熟。中国古代强调，射箭的精髓不在于身形与手法，而是心念的专一。与御术要求“人心调于马”，剑术要求“与神具往”的要求是一致的。古人认为，必须心念专-、神定思去，才能够动作协调。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技术和器械的效能，甚而收到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之效。《列子※汤问》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詹例曰：臣闻先大夫大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仿)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钓，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钓饵，犹沈埃聚抹，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而且而且，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射箭活动中精神气质和弓箭特性的互补关系。《考工记※弓人》中记载：大凡选弓，应根据射手的体形、意志、血性气质而有所差异：长得矮胖，意念宽缓、动作舒迟的人(安人)，应使用刚劲的弓(危弓)，配以柔缓的箭(安矢)。刚毅果敢，火气大、行动急的人(危人)，交选用柔软一些的弓(安弓)，配以剽疚的箭(危矢)。人如宽缓舒迟(安人)，再用柔软的弓(安弓)、柔缓的箭(安矢)，箭行的速度就慢，射中也不能深入。人如刚毅果敢、性情急躁的人(危人)，再用刚劲的弓(危弓)、剽疾的箭(危箭)，就不能又稳又准地射中目标。
随着防具的发展，对弓的要求越来越高。更高的穿透力，更远的射程，更好的准确性，这都需要弓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于是弓相应的也就变得更长，也就要求使用者更有力量。但是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当超出了双臂的极限之后，人们就不得不去想其他的办法。在这种条件下弩就自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中国有优秀的复合弓制造技术，加上中国战国时期青铜弩机的发明，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利器。
弩是由弓和弩臂、弩机三个部分构成：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安装于弩臂后部。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用以扣弦、发射。使用时，将弦张开以弩机扣住，把箭置于弩臂上的矢道内，瞄准目标，而后扳动弩机，弓弦回弹，箭即射出。可见弩是一种装有控制装置，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古人形象地描述它为“横弓着臂，施机设枢”。由于弩是延时发射的，因此将张弦装箭与纵弦放箭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动作，无须在张弦的同时瞄准，这更有利于捕捉射击时机，命中率比弓有所高。此外与弓只能用手臂张弦不同，弩还可以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来张弦，所以强度可比弓大。因而能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装备弩了，在春秋的晚期中**队中已经开始较多的使用弩作为远程的压制武器。在孙子兵法中于弩来形容兵势。“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意思讲，善于用兵的将帅，他所造成态势是险峻的，他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种态势，就像张满的弩，时刻保持着巨大的威力；这种节奏，犹如触发了军机，迅雷不及掩耳。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曾请人教越国人习射弩箭。而战国时期各国更是普遍的装备弩弓。
中国弩在问世以后的一千余年内是终是是世界领先的除了中国复合弓技术先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明了一套复杂而精妙的弩机。战国时期的弩机都是青铜制造的。这是一种转轴连动式的装置，包括望山、牙、悬刀、钩心和键等部分。望山用于瞄准；牙用于卡弦，与望山铸成一体；悬刀即扳机；钩心联接牙和悬刀；键即轴销，将各部分合成一个整体并固定于弩臂后端的空槽内。张弦装箭时，手拉望山，牙上升，钩心被带起，它的下齿卡住悬刀刻口，这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上的矢道内，使箭尾抵于两牙之间的弦上，然后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往后扳动悬刀，钩心脱离悬刀刻口，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这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精巧的机械。弩弓的强度再大。只要轻轻扳动弯机，即刻便能发射。这就是所谓的四两拨千斤。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战国时期的弩机可以和近代的来福枪机相匹美，是古代工程技术的杰出成就之一。
战国时期的弩依照强度和张弦方式的不同分成擘张弩和蹶张弩两种。擘张弩的强度较小，用手臂的力量就可以拉开。《孙膑兵法》中这种小型的弩可以射到100步。有记载这种弩装备过汉军的重骑兵用于在冲击前进行最后的火力打击。蹶张弩的力量较大，用双臂的力量无法拉开。所以有“超足而射”的记载。战国时期韩国的弩弓是非常有名的，有记载可以射到600步。而在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弩则可以射到900米的惊人距离。由于强弩张弦难度大。发射速度慢，因而往往将弩手编为三组：第一组瞄准射击，称为“发弩”；第二组张弦后处于待发状态，称为“进弩”；第三组张弦，称为“上弯”。当第一组射击完毕，就退为第三组，第二组则进为第一组，第三组进为第二组，如此循环不断，以保持射击的连续性。近代欧洲的火枪手，因装填弹药费时。也采用了类似的三排制。而日本的织田右大臣信三郎信长的三段击和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难看出，安装有青铜弩机。大量装备中**队的弩，不仅是先进技术的体现，也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先进战术的标志。
弩，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为中华民族，确切的说是汉族提供了强大远距离的杀伤性武器。使得汉民族在对付游牧骑兵时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面汉民族学习游牧民族的长处练习骑射，一方面可以凭借弩进行有效的防守作战。西汉文帝时晁错曾上书言兵事，提到汉军与匈奴相比有五个优势，其中的两点与弩有关。即弩箭远远的超出了匈奴弓箭的射程。在重视弩的汉代中国弩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比战国时代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弩手也是汉步兵中的精锐。第二点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对华夏日后的远距离兵器的发展上。随着实战的要求，弩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第一是对火力密度的要求，要求可以更快的射击速度，古人以此为目的设计出了连弩，而且在战国时期连弩就已经存在（战国楚墓出土）。日后随着连弩威力的加强，甚至设计出一种由于工程的弩（将弩箭城排的射进城墙，当梯子使）用。）连弩的使用高峰出现在明清时代。距离远，威力大的连弩显然比早期的火药枪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第二是对武器的射击距离的要求。向着这一方向的发展最中导致了冷兵器时代射击最远的弩炮的出现。弩炮的发展此汉到宋发展到历史的高峰。宋时的弩炮（射程可考的1500米）不仅可以射击弩箭，还可以射击铁制的火药炮弹（一种爆炸武器。类似于近代炮弹，不过是投掷的）。
(1):补充一下关于弓箭的发明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与大自然的残酷斗争中，正是由于弓箭的发明而使人类确立了对于动物的优势，更使人类的生活资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提供了人类赖以延续的食品，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中国流传着羿射九日，纪昌学射等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依靠弓失与自然作斗争的画面。弓箭是人类懂得利用通过机械能储存，并释放能量的最早例子。摩尔根把弓箭的发明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其发明的意义与人类对火的使用相提并论。弓箭的发明扩大了人类的食物来源，提高了自身的防卫性，而弓作为一种复合工具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智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是蒙昧社会的最高技术成就。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至决定性的武器。”直到后来弓箭被用为武器，更是青铜兵器不能与之匹敌的。弓箭的发明创造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各个历史朝代。如果说，任何工具和武器都是人手的延长，那么弓箭堪称是火器诞生之前，人手的最伟大的延长。
有学者推测弓箭最早应用于战争是在龙山时期，证据来自出土的这段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石镞的数量急剧增加。我国云南元谋大墩于遗址中也发现了用弓箭杀人的考古资料。在已发掘的十九座墓葬中有八座死者身有多处箭伤，被射中的部位多在胸部或腹部。有学者认为，弓箭到了新石器时期除了保留原来的功能外，逐渐演变为兵器。在大型墓中出土大批的石镞，有可能显示出死者生前掠夺财富的多少或战功，弓可能成为地位的象征。而一旦弓箭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就必然对国家、文化有所影响。
在缺少有效防护的原始时代，锋利的箭矢是无法抵挡的，甚至可以说谁掌握了弓箭技术，谁就能得到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可见弓箭在古战场上的巨大威力。春秋时：“故言武事者，首曰弓矢”弓箭为兵器之首。而明、清朝皆以弓马得天下。
以个人力量及射箭水平的高低来选拔部落首长，是原始社会的通则“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射箭能力与管理能力不能划上等号，这项选举标准才逐渐被抛弃。但在以后的多个朝代，统治者对射箭仍十分重视。商代每辆车三名战士就有一名为弓箭手，亦设有“百射”一职，以能射者为尊，开创了以“射”为官职的先河。射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贤”的标准.“射御足力则贤，使艺毕给则贤.”为了鼓励人们崇尚射而且勤射，统治者还提出了谁善射就富贵的政策，所以在西周这一时期习射的风气很浓。
在继承“蒐狩以习武”的基础上，西周统治者将田猎与习武结合，分四季进行：春蒐、夏苗、秋猕和东狩，并把田猎与习武分出两个阶段制度化。统治者动用军队参加围捕追逐，军队在田猎时表演弯弓骑射，分进合围之术，起到训练和检阅军队的作用。我国历代王朝都保持着商周时期形成的田猎习惯，即秋季王亲自率领将士们进行狩猎活动以演练战士部队的协调配合技能，对表现佳勇者，王亲自赏赐。无论是隋唐的“武举制”，北宋的“弓箭社”还是后来清朝的“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射箭作为军事活动和娱乐体育活动，虽然其最先的自然属性逐渐消亡，但社会属性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始终未被淘汰出历史的舞台。
在野蛮时代，射作为军事武器在战争中发挥着其重要的原始属性，在文明时代“射”被有意提升到另外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古人依旧对弓箭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
西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套“礼制”，宣称以“礼”治天下。其中“礼射”是一种以射箭为内容但实际上是演习周礼的活动.它使射箭成为寓政治、道德、体育、娱乐于一身的仪礼.根据不同的目的、参加者，礼射又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礼射是西周统治者将射这种活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射”远离了其自然属性。在《周礼》、《仪礼》等古籍中对礼射时天子、诸侯、乡绅所使用的弓、箭、靶所奏乐曲、礼仪程式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到了唐朝，唐太宗规定每年的3月3日和9月9日在射宫行射礼，这种把饮宴竞射做为隆重的礼宾仪式的习俗一直保持到宋朝。统治者通过射箭而掌握上层社会中的一系列礼仪规范，以稳定其等级统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以礼制射”、“射不主皮”不以射艺之精为尚，保守性与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后世只有皇帝才能行大射，作为一种古礼来举行。弓箭也曾被作为仪仗礼器，汉代“负弩前驱”表示的是极为尊敬的礼度。宋朝时皇帝出宫归来必须向城上的护卫射出特制的金箭，作为识别的符号。
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据各类古籍记载，在祀与戎当中，均有射箭的内容。古代贵族男子负有从军征战的责任。射的专门学校出现于商周时期。《孟子•；腾文公上》就记载，“序者，射也。”《礼记•；王制》说，“耄老皆朝于庠，元曰，习射上弓。”这是说，在元旦这天，乡中掌管教化的卿大夫到学校来教习射。古人尚武，射成为时人所重视的教育形式，这一点可以从孔，“楚有养夫子将射作为“六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崇敬射箭好手由基善射，去柳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男子也以不能习射为耻。在军事和民间，射仍保留其自然属性，而在上层社会，射箭被政治化。
古代欧洲对弓箭采取鄙视态度，有人竟然认为弓箭是一种不易防备的杀伤武器，还是刀剑好，手拿刀剑对阵才算真本事。直到拜占庭帝国的亚历山大时期(870～913)，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西方射箭的开展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射箭显得更为完善，也更为实用，它对古人的思想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无的放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甚至是“力中”的思想对后来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中庸之道的启发等等。这都是古人从弓箭的操作过程和运动方式中悟出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弓箭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还具有象征的意义:“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男孩生下要用“桑弧蓬矢”向天地四方射六箭，然后才敢“食谷”；象征归顺，蕃国定期向帮主国进贡弓矢；象征信任，天子向诸侯赏赐弓矢专以征伐；象征地位，只有天子才能用彤弓。
后羿射日、李广射虎，这些传说一直流传至今。这些体现的是先民对于弓箭的崇拜与赞颂。在古代，弓箭亦是重要的殉葬品。在考古工作中，弓的制式常是判断死者身份地位的重要依据.弓箭伴随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生。而“射粉”、“射柳”、“那达慕射箭”、“西迁节”、“竞射”以及“三月街”、“火把节”上的竞射活动，除了是民族体育活动以外，也是重要的民俗表现。
弓箭的作用显然已经超过一般的工具和武器的本质，而其衍生的“射”的活动甚至升华为一种特殊的，带政治色彩的礼制。除了纯粹技能的表现，射箭所被赋予的内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任何一种体育活动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影响延续了千年，甚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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