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来分配
68年夏，在推迟了两年后，我们终于毕业了。
文化大革命两年多，在**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野心家的指引下，我们一腔热血，舍命忘身，指东打东，指西奔西，经历过钢钎的搏杀，弹雨的洗礼，到头来即使和周总理站在一边，也会站错位置，想不通，真是想不通？
强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一群茫然的大学生，或借酒浇愁，或在操场上卖傻装疯，说得多的是发誓子子孙孙不再读书，更不要读大学。
掌握学生分配大权的是支持刘结挺，张西庭的少数派，尽管其人数不到5％，因为真理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执掌了分配的生杀大权。
等待、无聊，期盼、无奈。李大章原四川省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一句话，让我们六六级毕业的大学生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去处。
分配方案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的，改不改，谁也不敢定板。李大章一句话：不改。按此方案，我们一个班有十人分上海，有十人分北京，分到内蒙、青海、新疆的教师也都是省会所在地。
你说怪不怪，当时的人，并不羡慕大城市，毕业分配的取向，第一是川内的国防工厂；能分到国防工厂，首先得出身过硬，分你去是组织的信任，同时也证明你根红苗正。
第二是成都、重庆，可惜指标太少，又要留给在校当官的头头，仅管他不去，但要占名额。
第三是省内的专县；然后才是北京、上海，内蒙、青海、新疆。
毕业分配，事关重大，一般都要先写决心书。那一年，这决心书很不好写，都清楚分北京，写申请是去军垦农场，去北京还要写申请，表示坚决服从，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思议。
我们班54人，50个人造反就一派，相处十分融洽，由于同学间谦让，团结，即使面对前途未卜的人生也不例外。
王明善同学原分青海西宁第二机床厂，考虑到女同学李厚勤的具体困难，主动礼让，去了更偏远的内蒙，最后在内蒙乌海市定居安家，将一身献给边疆的建设。
何玉林同学由父母作主，娶下媳妇，好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临时的巨变，让他不知所措，找到时任院革委会主任的张云柯同学，她抛弃前嫌，尽力所能及分他去了绵阳。
毕业、分配、告别，按理应是大学生最难忘的时刻，当时的环境，我们都失去了兴致，冷冰冰，静悄悄，没有相互的留影，也没有欢畅的言别。
六年的同学情难道就此了结，不甘寂寞的我，大着胆子，在男生宿舍的过道里贴了一张条，毕业后，愿与本人保持联系的同学请来信寄重庆市杨家坪五一新村十八幢七十二号左＊＊转，有十余位同学响应了我的倡议。
上海我有意识的选择了苏光果同学，北京选择了李鉴根同学，这样两地就联系上了二十位同学，其它的如内蒙的王明善，山西的王永忠，绵阳的何玉林，自贡的李戒三，南京的陈永春，东北的张才忠，一句话除分在新疆的黄树修，贵州（铁路分局曾在都匀车站给火车头加水）的杨锡勤几位同学外（一直都在寻找！包括原分自贡的李戒三），基本上都保持了联系。
一九九六年在我们阔别近三十年重返母校时，就我们班去的人最多。现在，无论你去北京，上海，或是成都，重庆，只要一个电话，都会享受到当地同学的热情接待，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互相关心，情同手足的同学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