拄着双拐，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学校，教室依旧，寝室依旧，不同的是我自己，已经今非昔比，成了地地道道的病人，一个靠双拐支撑的残疾人。
有同学的照顾，吃住没有问题，上课却成了问题，学校称，我离校没有办理手续，已经没有学籍关系。
学校的说法，激起了同学的义愤，熊家兴同学的么爸是熊承思副校长，他特别激动地说，不理他，就跟到原来的班上课。不少同学见我如今的样子，都连称，火息（可惜），火息了。
一次偶然的事故，又把我带回了医院。大腿引流处，是一个窝窝，结了一个疤，天真的我以为是这个疤挡住了肌肉的生长，就用打湿酒精的手，轻轻拨弄，引发伤口感染，大腿肿得发亮，于是又一车赶进城，在大坪门诊部由唐医生作了切开引流术。
真正拄着双拐，回校上课是六０年的春天。阔别一年，世事变迁，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五十年代的生动活泼正在消失。
学子们靠一月二十余斤粮的支撑，维持年青的生命；香蕉园的香蕉头因类似竽头，能当食物被挖掘一空；凡能种菜的地方，都成了学校的蔬菜基地，值班守菜，成了学生的另一堂功课；高考升学成绩不在重要，成绩再好，只要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不好，你休想进入大学。而考生的推荐材料上，要命的多了一条鉴定意见，不予录取，推荐录取等等。
我留在了高六二级，面临的第一件大事，仍然是读书。与同级的同学相比，知识上的差距整整一个学期，我用的俄语书是高六一级同学给的，全靠过去的同学在字母旁加注的汉字，苦苦追赶。
记得做物理作业，高中的算式都是用分式表达，拿不稳，我就写成小学的除式，教物理的宋树林老师，不客气地在我的作业本上加注，这是小学生的做法。
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自卑，需要的是努力，我是一个残疾人，在学校就是一个学生，掌握知识，读好书是自己的本分，眼看成绩册上成绩节节上升，在国家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在更多的人为生计发愁的时候，我选择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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