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反腐的头道闸？
下面转发阳关有关反腐倡廉的两篇文章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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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关
标题:谁把反腐的头道闸？也答臭狐、老刘
时间:2002－02－1012:40:54.0
谁把反腐的头道闸？
贪官暴露后，理麻他的有各级纪委，严重的有反贪局、检察院、法院、各种法律、法规。而当官们由不贪到贪的演化过程中，节假日、生日、生病收受礼品、礼金，这由不贪到贪起程的第一步，至今却没有人问津？
靠党纪？靠自律？靠觉悟？事实上全靠不住！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已经哐啷入狱的重犯，在走进监狱之后，对这个节假日、生日、生病收受的礼品、礼金，积累起来的不明来源收入，该认定合种收入，是否犯法，还搞不清楚？（没有犯案以前，他还在为别人**）因为这种收入，在当今社会十分普遍，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去年十月，笔者著文“今年，不花钱买月饼”，转录了重庆晚报的相关报导，该报导不是鞭挞，而是列举现实。抄录于后：“9月27日，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崔处长家已经堆了15盒月饼，都是人家送的。但更多的是月饼票，仅重宾的就有五张。崔处长说，这不稀奇，如果没有收到这么些月饼，那才叫稀奇。那这么多月饼怎么处理呢？崔处长说，跟往年一样，拣好的送人，不好的送给小保姆带回乡下，其余的当早餐－－一家人能吃半个月呢。小保姆插话说，一副很惋惜的样子。
事实上，崔处长家月饼遭遇，在近几年来，是很多“长”家里每年中秋都会上演的。”（此段摘自重庆晚报9.30五版）
文中笔者写到：百姓把收受月饼的事看得很重，而官们呢，却习以为常，你说咱重庆人为何不穷？请问税务官员，这价值数千元的月饼，你收不收税？反贪局的官员，这月饼叫正当收入吗？非正当收入？
时止今日，每逢节假日、生日、生病给当官的送礼品、礼金，照送不误，可能以前是实物，现在更多的送现金、或购物卡。
这下哐啷入狱的官们不服气了，一个虱子顶不起一床铺盖，人人都在收，大家也都知道，何以我坐监，法律面前何以不人人平等？
崔处长一个中秋收了数十盒月饼，价值数千元（几天之内），没有人理麻他，没有人说他的不是，也没有人让他上什么个人收入所得税。同时，这处长，那部长，那局长，那市长，那书记，年年月月，收得上好，而官照当不误。
调过来，因修建“极品”活墓露财的冯文超副厅座就不划算了。住进看守所的冯文超，一见请的辩护律师，便迫不及待地问到：“过年过节或生病后收礼金、慰问金算不算受贿？”冯文超进了看守所才提出的问题，现时的领导，可以说人人都遇到过，结论是一条，认为不是受贿！若是受贿，那中秋数千元一盒的月饼，谁人买？那个要？那崔处长受收的几十盒、价值数千元的月饼要吃半个多月，收了只嫌累赘，并不嫌不该得。也就是说，按冯文超的思路追索下去，他自己都拿不准，不轻易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时下当官的惯例。如果我们都要等到官们进了监狱，才来清算，作为相关的上级组织部门和领导，无论对于挽救一个干部，或者挽救一个政府的声誉，不感觉太迟了吗？
新近揭发出来的贪官，广东省普宁市市委书记丁伟斌，研究生学历，39岁当县委书记。可谓年青、气盛、有为。面对节日收受礼品、礼金，他在这个旋涡中苦苦挣扎，十多年来，他努力拒贿，想出了四种方法，但最终没有逃脱这个由收到贪的泥潭。他说到：我一个人难于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深深苦恼，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地过日子。我也曾苦苦地思索过，可就是没有为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
研究生的丁伟斌最初尚有良知，所以他感觉苦恼，像崔处长之类（包括他以上）的干部，他才不考虑苦恼不苦恼，来者不误，照收不误，只要不翻船，官照当，礼照收，只要手脚做干净点，大不了一个不明收入来源，判刑也就五年，这就是如今官场的现实。
下面看一看丁伟斌是如何拒贿的吧？
丁讲，在他任职时，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他采用了以下方法：1、事后回赠。他试图把这些干部当成“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到时候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这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钱物。送你钱物，下属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旦收到上级的馈赠，他就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节日“加倍偿还”。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得到了“差价”，增加了自己的不义之财。2、当场拒收。每年春节、中秋，往往集中在几天里，上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你前脚走，他后脚进。我不敢对绝大部分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没有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既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可以说，送上门的红包中能顶回去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他们扔下就跑，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3、事后退回。我见一些信封太厚、分量太重的，便单独约见这些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1996年8月，我去香港参加同乡会，在深圳歇脚，一普宁干部，送我五万港币，交到司机手里，我知道后，没有收，请司机收好，回普宁后，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几年来，先后能退回去的也就是十几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4、节后上缴。1995年（96年）春节，我还兼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长时，因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让我招架不住。那时还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款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一个96年中秋，一个97年春节，节后，我将大部分红包款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不是完全）廉洁就是这么难。
四年间的八个大节日，我共九次上缴58万余元人民币、8万多元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领导干部上缴红包款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
一个市委书记最终被节日、生日、生病的礼金、礼品所累，蚁**溃堤，哐啷入狱。其直白的陈述，能给我们执政的领导者何种启示？国家的总理们、部长们，省长们，你收过这种类似的礼物吗？谁来把这道是问题，但我们的公仆们已经不认为是问题的反腐头道闸？
回顾历史，**赖以安身立命，受到百姓拥戴的不外乎两条，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一条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今天有些人已经彻底淡漠了，不把好这反腐第一闸，让这种恶习，依就成为社会的必然，你还能赢得民心么？
阳关02－02－10P00:20
去年10月（2006年）重庆市江北区两位常委（其中一位是组织部长）也为“节日、生日、生病的礼金、礼品所累，……”成了跨掉的一代。
尽管我们在分析原因时可以说：他们的世界观存在问题，毕竟他们垮掉，上级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哦！详情见主帖：今年1月，江北区委书记史大平做客新华网的链接第88条回复阳关的提问和第152条回复史大平书记的回答
可见此问题远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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