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特殊并非指它的“乱”，因为比“乱”起来，还有五代十国；也不是说它的文学，因为明七子曾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然这个说法是片面的，但也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想法，当然魏晋南北朝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难道是指南北大融合吗？不，我说的特殊意义不在此。那么，何以特殊呢？
我说的特殊就在于“人”。这也是我挑这个时代来谈人的原由，因为这个时代格外注重精神生活，这个时代的“人”极富魅力。
那时的人通过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书法乃至平常生活的一言一行抒发自已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悟，他们没有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不断追求能使生活成为诗意存在的境界，把个体行为独立为审美的对象，咀嚼再三，相互品评。但是这就难以掩饰他们行为中的双重性，一方面表现出心神不安和浪漫精神，渴望无限，渴望永恒，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非常坚定地安于其现状；一方面超然物外、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又囿于世俗，自闭尘网；一方面是注重个体生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个体生活的无效性。这个时代整体体现着哲学思想上的崇无轻有，社会思想上的重个体轻社会，政治思想上的重道统（文人的良知）轻势统（封建统治），人生态度上的重审美轻实用。在风气上进行着从“清议清谈品评”的转变。
第一个时期建安风骨
汉末魏初，一个代表着建安文化时代开始的人物曹操出现了，曹操重“严律”、尚“通脱”，大乱之后当然律法要严，为什么要通脱，因为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就成了固执。比如有个人，他和他的姐夫不好，有一回他到姐姐那里去吃饭，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姐姐，姐姐死活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曹操反对固执，提倡通脱，即随便自然之意。
特点1文章清峻，思想通脱。
重严律，尚通脱对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文章开始变得简约严明，形成清峻的风格，异端和外来的思想，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
曹操用人也很有个性，只要是真材实学就用，不忠不孝没关系，如郭嘉，他的名声不好，人们说他是个不孝子，但曹操最器重他，曹操说：“郭嘉曾说‘大丈夫当扬名于世，为国出力，岂能为做个床前孝子而落得虚名’，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有识之士。”曹操在打败袁绍之后，东临竭石，以观沧海，感到霸业可成，心中高兴，写下气势不凡的《观沧海》，正巧关于郭嘉的噩耗传来，曹操悲哭道：“我宁可失千军，也不愿失郭嘉一人呀！”。当时有位奇女子叫蔡文姬，她遭遇颇多不幸，一生婚嫁多次，最后为胡族所虏，但她才文出众，曹操知道后十分同情，亲笔著信，又派人带上许多金银将蔡文姬赎回中原，可见他的爱才之心。但是这样爱才的曹操又是个迫害才子的高手。
特点2清议开始变成清谈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叙述：“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所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孔融专喜和曹操捣乱，因为曹操不忠，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已给了周公了。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他的屡屡反对，曹操觉得非杀不可，但要列个罪名，孔融曾与祢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主张母与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瓶内的东西倒出来，母与子的关系便算完了，这真乃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
第二个时期魏晋风度
特点1隐居
魏末时，大将军司马昭手握重兵，在朝野里横行霸道，皇帝是废了立，立了废，甚至还假人之矛弑了君王曹髦，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许多文人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力对抗，只能隐居山林，眼不见心不烦。竹林七贤便是当时这样的典型代表。《世说新语》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特点2清谈、品评并行
谈《老子》、《庄子》、《易经》，谈道谈佛，谈玄理，谈得越玄越虚越有道理，以清谈为学问，以玄言为高雅，能谈玄即名士，善品评为时尚。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
文人们个个自命清高，稍与他人谈不妥，就争得脸红脖子粗。譬如，孙盛到殷浩家跟他一起清谈，反复辩难，两位老兄谈的连饭菜也顾不得吃，谈了一天，都没有说服对方，殷浩急了对孙盛说：“你不要作犟口马，我会穿上你的鼻子！”孙盛反激道：“你难道没看见过豁鼻牛吗，我会穿上你的腮帮子。”
从清议到清谈，固然是因统治者的迫害而退缩，但既然“谈”就难免不会走火，不出格，仍有遭迫害的危险。故而要谈的虚，要谈的空，最好谈也别谈，品评更安全。
嵇康就是没谈好，丢的命。阮籍经常劝嵇康做人糊涂些好，莫要多说闲话，但嵇康终不能做到。山涛写信给嵇康邀其同朝为官，嵇康当即撕毁信扎、拍案而起，刷刷挥笔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自已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意思就是誓死不做司马氏的官，司马昭闻听怒火中烧，但碍着嵇康名声大而未有行动，直到钟会去拜访嵇康碰了一鼻子灰，在司马昭面前大进馋言后，方才借诬告嵇康好友吕安的不孝罪牵连于他，终于砍了嵇康的头，嵇康临死前长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特点3搽粉、喝酒、吃药、穿屐、宽衣、作啸
搽粉一说起“涂脂沫粉”，人们都会想到女性的化妆用品，可在魏晋时代，男子们也喜欢在脸上擦粉，如典故“傅粉何郎”中的何郎指的就是曹操的女婿何晏，传说他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怀疑他擦了粉，故意让他喝热汤面，结果他出了满头大汉，用朱衣擦汉，脸色反而更加光洁，魏明帝看了十分高兴。可见当时男子以白为美，而这个时代的男人特别注意个人形象,故而士大夫阶层都爱擦粉。遗留至今的对当时美男子描叙的资料也很多。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有樵夫上山打柴，见其以为神仙”，“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手拉手地一同围着他，向他投递好吃的果品。左思绝丑，也来效仿潘岳，于是群妪一齐向他乱吐唾沫，扔石头，左思狼狈不堪地返回家中”，“潘岳、夏侯湛两人都非常漂亮，喜欢同行，当时的人评议他们为珠连璧合”，“卫介回到京都建康时，人们早听说他秀美的大名，观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卫介身体本来就瘦弱，承受不了这种劳累，不久病死，当时人戏称：看死了卫介。”
喝酒哪个时代人们大都会喝酒，但人人喝酒成癖成时尚还只有在魏晋时代。阮籍酒量最大，一日不可无酒，母亲刚刚故去，仍蒸了一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临到和母亲诀别，只说了一句“完了”，号哭一声，口吐鲜血，很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但还是不断酒，中书令裴楷去吊丧，看到他正喝醉了酒，披散头发叉开双腿坐在床上。好友嵇康死后，饮酒更是无度，常常醉了七天七夜才醒。当时人皆仿效他，以醉酒为荣，他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即如此，虽不是个酒缸，说是酒桶也不过分，《世说新语》中说阮咸和酒友们用大瓮喝酒，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直接爬上大瓮，人与猪一起喝起来。这些也影响到阮籍的儿子，他也效仿父亲和堂哥，结果遭到父亲的斥骂，阮籍说“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做了。”可见阮籍并不觉得这样对，另一位“竹贤”刘伶总是让侍童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扛着花锄，他眯着眼懒懒对侍童说“我若醉死在哪里，就将我埋在哪里吧！”
吃药鲁迅先生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作演讲时谈到：“第一，何晏是个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五石散”的主要成份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光看这些名字，就是什么都想吃的现代人也未必敢吃？汉时，人们也不敢吃，自何晏开始，便吃开头了。何晏说吃了这种药顿感神清气爽，清谈也大有长进。估计效用和鸦片类似，也是有钱的人才吃的起的。
穿屐、宽衣原是吃药的结果五石散终究是一种毒药，先吃下去倒不怎样，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否则有可能中毒，名曰“行散”，走了之后，全身发烧，过后又发冷，但这种冷不能多穿衣，反而要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不然非死不可，还有吃药之后，皮肤易被磨破，就非穿宽大而又单薄的衣服，不穿鞋袜，而穿屐。现代人看晋人的画像，见他们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飘逸，其实他们心里烦着呢！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不洗，总难免养虱，于是“扪虱而谈”也不奇怪。后人反误认为他们洒脱不羁。
作啸作啸，不是大声歌唱，而是吹口哨，这在当时十分风靡，吹得响，吹得长更被人们所羡慕，名士乐此不疲。阮籍吹口哨，声音能传几百步远，一次，他听樵夫说苏门山中来了一位真人，于是前往观看，见一人坐在山岩边，阮籍就向他探讨上古时代的历史，又谈儒家学说、道家养生导气的法术，可那人不理睬他，最后阮籍无奈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那人才笑着开口：“能否再吹？”阮籍又吹了一次，心想这人连吹都不会，定不是个可谈之人，于是走了，刚走到半山腰时，听到山上响起隆隆的声音，犹如数部乐器在演奏，树林山谷间传来回声。原来是那人在吹口哨，阮籍惊叹不矣，果然是位高人。
第三时期北朴南绮
南朝指东晋灭亡后建都建康的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指北魏、北齐、北周。文学上最突出的算是南北朝民歌，被梁代乐府机关保存，收录在《乐府诗集》中，民歌其实多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并配乐演唱。南朝民歌内容多是男女相思离别的情歌，有的清丽委婉，有的清新活泼，北朝民歌语言朴素，雄健豪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南北朝风气的差异，南朝一直处于偏安状态，政治上、思想上的惰性很严重，长此以往，世风日靡。
特点1靡靡之音
文学上开始刮绮靡之风，而且越刮越盛，文章上骈文渐渐居于主导地位，它重形式，攻于辞藻的艳丽，对偶句的工整，忽略了内容的真情实感。在诗上表现为风行绮丽轻靡的宫体诗。梁武帝萧衍在未称帝之前与他的七位朋友（时称竟陵八友）聚在一块，就大放靡靡之音，沈约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后来还担任丞相职。这股风气刮到陈朝时，连内容都有些不堪入目了，陈后主叔宝放着国家大事不理，找了一群自为风雅之闲士饮酒作诗，其中有一篇臭名远播的《玉树后庭花》，唐杜牧曾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但在当时，绮靡之作比比皆是，《玉树后庭花》还算是正经的呢！
特点2寄情山水
也有着一部分文人痛恶绮靡之风，但当时朝代更替频繁，政治上危机重重，说出真情实感很容易惹祸上身，于是他们通过描绘山水田园的诗来抒发自已的情感。南朝宋的谢灵运和南朝齐的谢眺就是当中有名的山水诗人。唐诗人李白非常崇拜这两位前辈，诗篇中经常不忘提到他们。谢灵运少时就能即兴赋诗，如他少时作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被当时人们广为传诵，谢眺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的传统，更清俊流丽。被世人称为“大谢（谢灵运），小谢（谢眺)”，但可惜他们最后仍卷入叛王之乱中而丧命。
他们的诗渐有唐风，而南朝梁的庾信则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庾信早年出入梁宫廷，写了许多宫体诗，后仕西魏，融合了南北诗风，一改绮丽风格。明朝杨慎说：“庾信之诗，为梁冠绝，启唐之先鞭。”清朝刘熙载更指出：“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特点3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
魏晋时“名士少有全者”，故有名之士多隐居山林，世人也都以隐居为荣，但到了南朝，则胜行另一种说法，就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意思是说隐居在山林中的人只是浮于形式，真正怀着隐居之心的反而立于朝堂之上。典故出自汉武帝刘彻御前的宠臣东方朔的。东方朔知识渊博，但因他说话恢谐，常常在说笑之间劝谏皇上，众臣误以为他讨好皇上，汉武帝则对自已不想采纳的意见就一笑了之，装作不懂，东方朔知道伴君如伴虎，就不再进言，他的政治报负并未得以施展，他曾在一次宴席上据地而歌，发泄自已的不满，大意就是“我不需要在深山中隐居！因为我在皇帝身边做官，都能做到象个朝堂上的隐士！”
南朝的文士大多想在政治上领一席之地，但又自傲的很，怕别人说他们唯利是图，于是假惺惺的隐居山林，作官后借这说法表示自已不过是为国为民，即使身为朝官，心却是甘于平淡。有的文士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指责这些文人虚伪。如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写了《北山移文》对同时代的周彦伦应诏海盐令一事进行辛辣讽刺，说他“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意思是滥竽充数，在草堂假充隐士。
但要提一提介于这是非之中，却处理得恰到好处的陶弘景。陶弘景原为齐朝的官，后挂朝服辞职。他**山水，笃好道术。梁时隐居山中，他智谋过人，梁武帝遇有朝廷大事，常前往咨询，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梁武帝萧衍几次劝其出山，陶弘景总是婉言谢绝。梁武帝写信问他：“山中何所有？”倒底什么让你这么留恋？陶弘景回信道：“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梁武帝无奈只好作罢。
总之，那时的文人们活得很矛盾，一面头昂得高高看不起作官，一面又说“大隐隐于市”；一面是宽衣大袖、赤脚穿屐，吃药、喝酒、抓虱，一面搽粉、照镜子；一面清谈玄理、讲究规矩，一面又说不必矫饰，归于自然，……
在这些矛盾着的双重行为下暗藏着多少文人的喜与悲、乐与怒。在任何其他时代的文人们都没有象这个时代能够将自已的精神生活展现的如此淋漓尽致。
回想他们的人，他们的文，他们的故事，就想起谢灵运的诗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好似在听空谷中传来的徐徐古弦幽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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