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有些火了，劳拉的这通吃里扒外的逻辑把他气得够呛，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到合同的其他条款上，不再去想劳拉的话。等把合同全部浏览完毕，洪钧才说：“看了一下，基本没什么问题。Laura，我看这样吧，合同毕竟是你经手的，有你把关我就放心了，我想请你先在合同上每页都小签一下，表明你已经审核无误，马上用EMS发过来，我周一就能收到，然后我签字盖章由他们取走，这样的流程好一些，你说呢？”
洪钧能感觉到劳拉在迟疑，她看来没想到洪钧会要求这么做，便又语气坚决地强调：“我看就这样吧，一份合同由两个人经手，也是公司的规定，而且并不会耽误工期，来得及。”
劳拉想必已经满足于洪钧全盘接受合同内容，既然洪钧已经同意签字，她也不想再生枝节，便痛快地说：“好的呀，那就这么做吧，周一你就会收到我速递过去的合同。”
洪钧挂了电话，正想着刚才这一幕里自己有没有什么纰漏，手机又突然响了起来，原来是邓汶的。
邓汶兴冲冲地说：“我正要去公司呢，今天是我的lastworkingday。再过整整两个星期，我就在飞机上了，两周后的那个周六，得劳您大驾到机场接我一下。”
洪钧高兴地说：“哟，这么快呀，那我一定去恭候您大驾光临。”他马上又想起了什么，问，“ICE没安排接你吗？”
“我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了，他说一般只会派车去接那些语言不通的老外，现在无法保证到时候他们的车有空，建议我坐出租车。我定的宾馆倒是可以派车接机，但那不是还得花钱嘛，还是你好，又是免费的，服务态度也好。”
洪钧笑着骂了一句，问清楚邓汶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记在了台历上。
5月31日是个星期一，邓汶早早地就醒了，这一天是他到ICE北京办公室上任的日子，也是他有生以来在中国工作的第一天，令他兴奋不已。邓汶精心收拾了一番，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必须带到办公室去的东西，因为他的新办公室想必已经万物齐备了，他只是往西服兜里塞了一个钱夹，就出了门。
邓汶在宾馆门口上了辆出租车，把他事先抄好公司地址的纸片递给司机，司机瞧了一眼，说了声：“得嘞！”就启动了车子。
车刚拐到街上，邓汶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和那张纸条足以让司机认为他是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肯定要绕远路“宰”他，便赶紧采取补救措施。邓汶在北京念了四年大学，说话也能**一些“京味儿”，最近又没少和洪钧交谈，被洪钧“强化”找回了一些感觉，他开始不停地和司机说话，希望司机会慑于他满口的“京味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但邓汶也不敢随口乱说，因为他担心在言语中反而会更加暴露出他对周围一切的陌生，只好搜肠刮肚地拣些话说。
不知道是司机果真有意绕了远路，还是邓汶一路上紧张的脑力劳动所致，邓汶觉得经过挺长的时间才到ICE所在的大厦，他付了十四块钱的车费，拿着发票下了车，盯着开过去的车尾，心想：“桑塔纳2000，是比当年的‘面的’好多了。”他感叹着北京这些年的变化，也想到衣锦还乡的自己这十多年的进步并不逊于北京的进步，他便对自己和对北京都有些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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