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天一柱－－－左宗棠简介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本书以恢弘的全景性的笔法始终围绕左宗棠这条主线，叙述了左宗棠一生经历的近300件重大历史事件，跨越时空（1812－1885年）七十四年的历史。左宗棠的一生折射出了大清王朝衰败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外辱、奋起抗争的历史。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本书将其历史生涯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茫茫神州一学子
左宗棠出生于七代秀才传世的耕读世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贫居教书20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左宗棠4岁开始跟随祖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6岁始读儒家基本课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接着读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9岁始学作八股文，作对联应口而出。左宗棠才气横溢，个性倔强，从小志大言大，自命不凡，常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小亮”。
左宗棠对充满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的八股文不感兴趣，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潜心于“经世致用”之学，著名学者贺长龄对这个不喜欢八股章句而注意研究实际学问而且志向远大的青年是很欣赏的，认为是个后起之秀，“以国士见待”。左宗棠阅读的“经世致用”的书籍使他增长了见识，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贺希龄评价左宗棠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左宗棠求学之路决定了它仕途的坎坷，他15岁中秀才，因父母先后病逝丁忧六年后中举，但接连三次会试不第。左宗棠并未因此而沉沦，他赘婿周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乐。早在1833年他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时便写下《燕台杂感》七律诗八首，提出在西域（新疆）建省和屯田的建议和对伶仃洋上“趸毒”蔓延，“南海明珠”广东日受西洋鸦片侵袭和武力威胁的忧虑。诗中还表达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强烈愿望。他以耕读为业，潜心农学，投身抗灾，乐善好施，忧国忧民，指点时政，研究地理军事，这在当时作为一个读书人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将来出山奠定雄厚的基础。
作为两江总督的陶澍亲自为澧陵书院山长左宗棠掌灯绘图并要求将自己年仅5岁的幼子与左宗棠的长女订婚是对这一神州学子学识的充分肯定；云贵总督林则徐更是辞谢湘江岸边恭候半天的芸芸众官而单独与同一个素昧平生的晚辈海阔天空地聊了整整一夜。“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激励左宗棠的传世名言。“今后西定新疆，抗击俄人侵略，唯有寄希望于你了。”这是年逾花甲的林则徐用滴血的心说的“托孤”之言啊。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能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的陶澍和享有“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所倾倒，这就是左宗棠，莽莽神州一学子。
第二部分——幕府沉浮
咸丰元年（1851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也搅乱了左宗棠平静的田园生活，“湘上农人”的梦也就此打破了。
1852年八月，41岁的左宗棠经不住好友胡林义、郭嵩焘等人的再三相劝，更是出于“保卫桑梓”和“捍卫儒家文化”的需要，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第一次出幕。
在张亮基幕府内，夜闯联营，赞画军机，怒斥向荣，筹募军饷，稳定军心，赢得巡抚信任。计赚曾国藩，为大清朝激出又一个“中兴名臣”。随幕武昌，左宗棠更是把修城廓、筹兵饷、通商贾、恤难民、整吏治、除积弊以及各州县公事禀启、批答、咨奏等公务处理的井井有条。由于张亮基调任山东，左宗棠急流勇退，左宗棠归隐东山，结束了第一次幕府，又继续了一段“湘上农人”生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西征，长沙再度告急。新任巡抚骆秉章三顾柳庄，左宗棠再次被曾国藩“赚出”二次入幕。
左宗棠第二次幕府期间，帐前论兵，震惊四座；斥责鲍起豹萎缩不前，“怒骂”曾国藩兵败轻生；整顿湘军，俨然成为湘军“统帅”，湖南战事再度转机。左宗棠处心积虑，日夜筹划，辅佐骆秉章“內清四境”，“外援五省”，同时还要为各军筹设粮饷、军械、船只，他为此更是费尽心思。左宗棠也好大喜功，不怕事大、事多，再大的权力他也敢用，再大的责任他也敢承担。人们嬉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骆秉章是右都御使﹞；更有人讥讽骆、左说：“湖南是幕友当权，捐班用命。”衙门内更有“老师”、“二大人”、“左抚台”等称呼。
在长沙幕府期间，他筹划防守、改革弊政、显示了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赢得了“中国不能没有湖南，湖南不能没有左宗棠”的赞誉。他个性张扬，自誉成癖，自比诸葛，有时写信竟然署名“今亮”。他敢于抗拒身为地方大员的湖广总督官文、甚至怒骂一位满族武职二品大员樊燮“王八难，滚出去”，并且因此差点招致杀身之祸，震动朝廷。
第三部分——威震东南
左宗棠已保卫儒家传统文化为己任，招募楚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武装，这是招致历代史学家批判的一个污点。同为带兵将帅，曾国藩将雄兵几十万，而左宗棠最初所带楚军五千，最多时也不过六、七万，在作战中连战连捷，显示其非凡之处。克复闽浙、遣散洋将、整顿吏治、赈抚灾民、安排春耕、办书院、建船厂、兴办洋务等，充分展现了一位治世能臣的深谋远虑和振兴中华的高度责任心。
左宗棠署闽浙总督期间，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力排众议，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创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左宗棠办洋务的根本目的虽然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但其侧重点在反抗外国侵略上。这与李鸿章一味媚外妥协投降的立场是判如泾渭的。同时他赞赏西方“听商经营，官收其税”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提出了“与民争利，不若教民之兴利为得”的主张，表明了他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意识。
第四部分——要补西北一片天
左宗棠署理陕甘总督期间，剿灭西捻、镇压回乱、消灭阿古柏匪军，收复新疆，即而抬棺西征，助曾纪泽索讨伊犁。
剿捻、镇回是他人生中又一招致非议的污点，但作为一名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也是在尽其人臣之力。收复新疆是其人生最为光彩的一点，其贡献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中无与伦比的。
左宗棠是杰出的政治家。在新疆的5年，左宗棠不仅提出了必须在新疆建立行省，设郡县以取消军府伯克制度的建议，而且在指挥军事的同时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如：兴修水利、建筑城堡、创办制局、开荒屯田、清丈地亩、厘正赋税、统一货币、改良蚕桑、分建义塾、兴办教育，植树造林等，履行治世之臣的责任。
在巩固西北边防、建设新疆以及有利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左宗棠有过重要贡献。继任陕甘总督杨昌濬有诗赞曰：“大将出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
第五部分——一入军机，外调两江
左宗棠年近五十不过是个幕府师爷，而三四年间青云直上，攫升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二等恪靖侯、军机大臣，达到人生荣誉的顶点。
他身居官场，却不染奉迎委琐之习，敢说敢做，敢承敢当，也充分体验了封建官场中的尔虞我诈。他与世不容，在京仅仅九个月便外放两江。可就在这短短九个月中，他治理永定河，整饬军机营、与洋人力争收回部分中国主权。
左宗棠在朝中权臣们的排挤下离开京城，他任两江总督岁只有短暂的三年，却也政绩斐然。虽然他年逾七十有余，但他仍以抱病之躯多次出省阅兵，至扬州、高邮、清江浦等地，视察运河堤工，修建朱家山河工程、赤山湖工程等，造福百姓。特别是在他出阅江南营伍时，上海租界各国洋人换生龙旗，鸣炮致敬，这在济贫积弱近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两江，检查制炮局，整饬军备、遣王得榜筹建恪靖军准备抗法，更显示了一代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忱。
第六章——再入军机，忠忱抗法
当左宗棠卸两江总督任进京再入军机，颐养天年之际，法国挑起战争，侵占越南，威胁中国西南边陲。马江之战，左宗棠苦心经营起来的福建海军被投降派在短暂的几小时之内全部断送，令人扼腕不已。接着台湾告急，左宗棠在北京坐不住了，他主动请缨，以年迈之躯，在此投入到抗击外敌的洪流之中。再次入闽，他布置东南防务、筹划援台，致使法国海军受挫。中越边境，王德榜、冯子材等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胜利，致使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胜利，李鸿章便以“乘胜即收”的歪理与法国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将大好形势彻底断送。左宗棠悲愤不已，接着又遭受好友胡雪岩被查办、部将王德榜、刘敖等投降派陷害等打击，左宗棠在悲愤中忧郁而死。临终前，他还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高呼“哦哦！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不要，我还要。我从南打到北，从西打到东，我要打，皇上也奈何不得……”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其思想可分为六大部分：
一、政治思想
左宗棠是一个关心政务，洞察时局，忧国忧民，善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在晚清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中，胸怀“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视忠君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奉行“为政先求利民”的施政方针，强调“讲求吏治”的理政之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
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
早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忧国忧民、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从左宗棠早年第一次进京乡试所作的《燕台杂感》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力求清除苛政，防止民有饥心而酿成民变；二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输入和武力威胁表示担忧，主张通过加强国防来抵御外国的侵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出身于“寒素”之家的乡村布衣左宗棠之忧国优民的参与意识跃然于纸上！“舁榇以行”收复新疆，统帅八闽，忠忱抗法，更是对这种忧患的身体力行。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始终站在同人民反抗清政府斗争相对立的一面，他参与或主持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但这种思想又影响到他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在左宗棠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在忠君思想的影响下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去。使得他能够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继林则徐等人之后的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已为史学界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所基本认可。
左宗棠出身于“寒素”之家，他早年所经历的贫困生活使他对民众的疾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萌发并逐步形成了以“民生为务”的利民思想。
左宗棠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当以“为民”作为己任，明“安民之道”。左宗棠主张利民的措施主要有重农桑、兴水利、办荒政等方面的内容。左宗棠踏上仕途后，所到之处，无不以“治民各事极意讲求”，力陈“为政先求利民”。左宗棠在浙江、福建、陕甘、新疆、两江任上，无不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整顿吏治是左宗棠政治思想的又一个方面。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进行整饬，目的固然是为了防止天下大乱，但对于官场日益**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而且强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对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经济思想
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致力于农业，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更是他可贵之处。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以“力耕读书”自勉。他主张学用结合，在读书之余，常到田间“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自号“湘上农人”。经过左宗棠数年的苦心钻研和不断实践，终于写成了一部农学书。该书以左宗棠的表字（左字朴存）题名，称《朴存阁农书》。左宗棠把重视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措施来看待。反映出左宗棠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同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脉博是紧紧扣在一起的。左宗棠加强对农学的研究推广和重视农业的地位，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左宗棠对工商业的基本态度是扶持而非压抑，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野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三个方面。
左宗棠在署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期间，积极改革盐务、茶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事务，消除积弊陋规，这些措施固然是为了增加清政府财政收入，但客观上也有助于商业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部分是其挽回利权的主张。这一思想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提出的，其中心内容是同外商竞争和“权自我操”、“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挽回利权思想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有助于扶持和推进中国近代工商业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与发展。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有鲜明的挽回利权色彩。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同英国公使威妥玛据理力争，将鸦片进口税率由原来的每15斤40多两提高到150两，对于抵制鸦片的输入起到一定作用。
综观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工商业均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左宗棠并不是要限制和阻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大力主张振兴工商业，通过盐务和茶务的改革以纾商力，通过自办工商业以挽回被外人夺去之利，通过提倡听任商人办理企业以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的，左宗棠经济思想的主导方面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三、治学和教育思想
左宗棠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从幼年起便诵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
左宗棠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了空读书、空著书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均是为了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感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的变迁、疆索沿革的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各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到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这为左宗棠后来行军作战奠定了基础。左宗棠对农学、荒政、盐政、漕运、河工、边塞、海疆以及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更使他在后来督政期间对解决现实问题应付自如。
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兴教劝学是左宗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披蓁辟路的作用。左宗棠将艺局冠以“求是”二字，恰是他多年主张学以致用、奉行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他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培养目标及待遇等问题分为8条做了详细规定，对船政局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洋务思想
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为一股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内蕴为“求强”与“求富”。史学界常把曾国藩视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而真正的倡导者当属左宗棠。而且他更使有力的推动者。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两年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他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左宗棠、李鸿章二人把制造枪炮、轮船都视为“自强之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谁的决心更大，考虑得更为深远。显然左宗棠把“制造轮船”看作“实中国自强要著”，左宗棠以仿造轮船为主的“制洋器”思想能达到如此高度的认识水平，这正是李鸿章等人所望尘莫及的。左宗棠“求强”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确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积极作用，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实开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之先河。
五、外交思想
左宗棠人生旅途的后45年里，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列强侵华的重大事件。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不能不有感而发，有言必出，形成了敢于抵制列强藉端要挟的外交观，在晚清备受欺侮的外交格局中堪称难能可贵。
左宗棠在对待有关中外交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均能坚持力挽主权、反对妥协的基本立场，其“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一语正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的主导意识。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还是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已经开始对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加以指陈。对琦善的投降行径写诗批判，对《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感痛心疾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借师助剿”不满，认为“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主张将不断扩大的洋枪队“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太平天国灭亡后，左宗棠更是立刻遣散洋枪队。在左宗棠全力争取收复新疆之计，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左宗棠在“海防”、“赛防”之中提出了海塞并重的观点。曾纪泽使俄谈判改定条约，左宗棠积极整军备战，为曾纪泽在俄国的外交努力提供了实力后盾。针对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妥协政策，左宗棠提出“我愈俯则彼愈仰，我愈退则彼愈进”的观点，不顾身老病驱，主动请缨赴闽抗法。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就在他在病榻上处于弥留之际还愤然高呼“哦、哦！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不要，我还要！我从南打到北，从西打到东，我要打，皇上也奈何不得……”这就是左宗棠，忠贞爱国的中华伟男子，大清帝国的擎天一柱。
左宗棠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我国威”的思想。在中法有关越南交涉之际，左宗棠进一步认识到法国的侵略野心，坚决主张抗法卫国，把“张我国威”视为奋斗目标，希望籍此一吐40余年之恶气。一方面表现在他的主战姿态，另一方面则体现于他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处处以维护国家尊严的潜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时，决心一改清政府外交长期积弱的局面，提出“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以“壮中朝之气”。即使是一向对总理衙门飞扬跋扈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被左宗棠召去商议鸦片加税问题时，也不得不为左宗棠的声威而“夺气”。左宗棠因此而得到了“外国怕尔之声威”的美名。他的外交思想和举措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增添了新的光彩。
六、军事思想
左宗棠以一“寒儒”从戎，自咸丰二年（1852年）入湖南幕府“即与闻兵事”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逝于督办福建军务任所止，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戎马倥偬之际形成了一套颇为出色的军事主张。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是左宗棠在概括其建军思想时说的一句话。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楚军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左宗棠所率之军能够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与他的建军思想分不开的。
“整军，乃可经武”，是左宗棠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练兵”，是治军的关键。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思想，他指出“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这在对付以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在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他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对官兵加以约束，以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这对于左宗棠在历次战斗中总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起着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还主张裁撤冗疲和庸劣将弁兵丁以整军。他认为“兵之应亟汰者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所用亦不可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与操练之兵，实为军政之蠹，亦应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乾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
楚军所至，皆于战阵余暇务屯垦，勤树艺，筑城堡，兴水利。凡民力不逮者，均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而省官钱无数。这是左宗棠治军的又一大特色。左宗棠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
斯人虽去，风骨尤存。左宗棠的传奇故事，也还被一代又一代后人们娓娓地讲述着、慨叹着。当然，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反抗法国侵略，举办洋务，这便足以凸现一个爱国商人的民族自尊心了。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