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沛霖(?－1863)，字雨三，安徽凤台人。秀才出身，原为塾师。1856年，在乡举办团练，与捻军作战。后势力日盛，裁留两淮钱粮税收及厘金，控制凤台周围数十州县，割据称雄。次年，投靠清将胜保，后又随袁甲三在宿州等地围攻捻军、官至道员。1860年，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将翁同书、傅振邦、袁甲三等部清军驱逐安徽。1861年举兵抗清，被太平天囯封为奏王，1862年暗中降清，诱捕英王陈玉成献胜保。旋又举兵反清，1863年，在安徽蒙城被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后，为部下所杀。
苗沛霖原是个贫困失意的落魄秀才。
太平天囯时期，他打着办团练的幌子，两年内把自己的苗家军发展成拥众十几万的地方势力。羽翼丰满后，苗沛霖不再满足于团练练总的权势，学起了同乡朱元璋。1861年2月，借口寿州擅杀案，他与太平军，捻军联合进攻寿州，初举抗清大旗。反正后，因安徽巡抚翁同书上奏开脱，朝廷仅将其交部议处，责令“带团立功”。
次年1月，他再次联合太平军，捻军进攻颍州。3月清军云集颍州，苗沛霖见义军势单难敌，再次反戈归顺，联合清军大败天捻联军于颍州，并将张乐行围于颍上。张乐行拼死突围退走雉河集。
为弥补围歼张乐行不力的闪失，苗沛霖设计诱捕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献给钦差胜保以求自保。
太平天囯运动失败后，自知罪孽难赦的苗沛霖再举反清大旗。
苗沛霖三次反清，两次变节，首鼠两端，反复无常，被历史学者称为“最无原则的军阀。”陈玉成怒斥苗沛霖：“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此言竟成谶语。一年半后，走投无路的苗沛霖被迫反清，最终落得战死蒙城城下，丧命乱军之中的下场。
苗沛霖一生有许多值得后人反思之处。故成此文，一表管见。
一．出身卑微，家室贫寒
说起太平军，捻军，两支晚清时期反抗满清统治主战场上的义军，家喻户晓，妇孺多知。相比于此，也曾威震两淮的另一个反清人士——苗沛霖，就难得有人知晓了。许多人把苗沛霖的队伍看成是捻军的一个支系，甚至当年平捻的清军将领在很多往来函稿中也把他称作捻匪。有此误解，苗沛霖的苗家军被掩没在捻军巨大声望之中，为大众所忽略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其实，苗家军不仅不是捻军，正相反，苗沛霖正是喊着“保卫族里”的口号，打着“抵御捻军”的幌子把苗家军发展、壮大起来的。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武家集人，生于清嘉庆年间。他家境贫寒，世代为农。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像许多做着科举梦，热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贫苦读书人一样，把闱场看成自己进身功名的主要途径。三十岁时苗沛霖获得考秀才的资格。个人天赋，加上刻苦与勤奋，苗沛霖当年考中秀才，成了一个生员。但脱去童子身份，并没有给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苗沛霖依然是贫困潦倒，家徒四壁。
捻军起义在黄淮大地风起云涌的时候，备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投到张乐行军中。
泥腿子出身的捻军却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尊重。张乐行十分重视苗沛霖的到来，把他迎为上宾，礼遇有加，召入幕中充当“红笔师爷”。但苗沛霖却很是看不上张乐行这些草莽英雄，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成就长豪气，逢迎添自信，贤俗皆然。苗沛霖有了在张乐行那里的礼遇，自信似乎足了许多。他踌躇满志地跑到寿州知州金光筯那里大谈治兵，并毛遂自荐要担任团练练总。
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才已出现相对过剩。私塾教育的普及使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加之科班之外，还有许多靠捐银子得到功名的捐班，所以身有功名却得不到委差的闲官、穷官比比皆是。金光筯位居知州，对一个高谈阔论的穷措大，淡然冷漠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金光筯那里碰了钉子的苗沛霖仍不甘心。回到家乡，又在族人面前大肆聒噪“筑寨，积粟，治兵”的御捻主张。可能是平日里总诌大话，吹牛皮，他的战略思想非但没有博得族人的响应，反而遭到大家的“姗笑”。
万念俱灰之后，不得已，苗沛霖又委身做了三年蒙师，以糊家口。
二．艳羡权贵，仇视社会
中国明清的私塾教育，是制造官员的教育，而不是富国利民的教育，涉足其中的人，一旦做不了官，就什么都做不了，也不愿再做了！
读书让苗沛霖摆脱了知识上的蒙昧，精神上的荒芜，并没有改变现实生活的贫困和凄凉。书本和学识开阔了苗沛霖的眼界，提高了他认知世界的能力，也让他像许多下层知识分子一样背上一个终生难释的梦魇。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苦涩和艰难，产生出更多人生无所依凭的卑微与绝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知识的增加，自信的提高，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失意多生怨愤，得志不免轻狂。当眼前的一切无望通过科举进一步改变的时候，无法排泄的精神痛苦便在苗沛霖心底淤积，发酵，并挥发出许多敌视和仇恨的气息。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让他深恶痛绝，感知经历的一切都成了他牢骚抱怨的对象。
传统的儒学教育使苗沛霖蔑视僭越成规，故其将反抗满清统治的太平天囯运动，视为仇雠；同时凄楚的生活境遇，又令他极端不满清王朝的腐朽与没落。他在一幅楹联中对二者都做了入骨三分的詈骂：
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
自感怀才不遇的苗沛霖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查找自己落魄的原因，最终把它归结为诗书对自己的耽误。他以诗明志，借文消愁地在《秋霄独坐》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这里姑且不说苗沛霖诗文水平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谭嗣同《狱中题壁》中最豪迈，最感人的一句诗，竟有半句是原封不动从苗沛霖那里借来的。苗沛霖毕竟比谭嗣同早出生差不多五十年。但是两人后半句反映出的思想境界却有着天壤之别！细细比较很耐人寻味。
苗沛霖穷急了，也穷怕了。他横刀向天，抗击命运的安排，不过为了一己之私利，一家之富贵。生活中多点磨难固然是件好事，但苦难有时也会造就出一些不良的人格缺陷。苗沛霖太渴望摆脱穷困与窘迫了。在他看来，是否有助于自己追求荣华，能不能帮他实现富贵梦，才是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
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伟岸境界，则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养就的。谭嗣同出身显宦，衣食无忧。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青年时，谭嗣同因门阀和学识双出众，就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起*，并称“晚清四公子”。在谭嗣同看来读书是提升自己能力的途径，科举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桥梁。所以，他万难吟出苗沛霖“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感慨。政治上，谭嗣同变法前已是江苏候补知府，他所以横刀向天，要实现的是民族崛起，国家富强。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毅然放弃出逃机会，甘愿做中国近代变革中的公孙杵臼，用鲜血来明证自己力主变革的无私和决心。
苦难固可磨练人的意志，但也易造就困苦者人格的缺欠。优越环境虽易消弭人的斗志，但也使生活其中的人养就平和的心态，剔除不必要的偏执和仇怨。苗沛霖和谭嗣同，一个为了攫取荣华富贵不择手段，一个为了理想信念抛弃既有的优越，正是这种人生境遇的差异导演出两幕完全不同的人生剧。一个人如果能够视官爵如草芥，看金钱如粪土，为理想而勇于放弃，他一定是一个坚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注：一说四公子中无丁惠康，应为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
三．得志猖狂，忘乎所以
物质生活的极度窘迫在苗沛霖思想境界中造成的局限性，还可以从他和另一个同时代巨人的对比中看出来。这人就是曾国藩！
1856年是苗沛霖人生的转折点。那年正月，捻军横扫凤台县武家集，把那里的地主武装打得一败涂地，土豪乡绅损失惨重。他们这才想到，苗沛霖的治兵之策并不全是花拳绣腿，或许有其道理。苗沛霖也不失时机聒噪老调，打着“御捻”的旗号，在豪绅的资助下组建苗家军。当年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从老乡那得到启发，提出“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的政治策略。苗沛霖首改过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态，挑沟筑寨，把武凤集这个原本闲散的村落变成一座壕沟深掘，寨墙高筑的城堡。以后的战争进程证明了苗沛霖此举的英明。一时间皖北，豫东一带这样的圩寨如雨后春笋似地拔地而起。捻军从中受到启发，亦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圩寨。今天豫东沈丘、项城一带的广大农村还有许多冠以“寨”字的村落,就是因苗沛霖当年的发明留下的战争印痕。
由于策略正确，战术运用得当，苗沛霖的势力迅速膨胀。四年中就成为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加之这时的苗沛霖又结识了在皖督师的满清权贵、钦差大臣胜保，并引为奥援，政治上屡受举荐和擢升。1857年到1860年的三年中，苗沛霖先后十二次被加官晋爵，很快由一个五品官而知州，知府，再到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督办淮北团练，官居二品。此时的苗沛霖可以说已初步具备了和当年曾国藩相似的机遇和条件。但苗沛霖的骨子里缺少的是曾文正对财富的漠视，对势利的淡然，更缺乏曾公久居官场养就的政治敏锐和远见。这种个人素质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两人悲喜迥异的人生结局。
用风雨飘摇来形容1860年的大清王朝再恰当不过了。南方太平天囯如火如荼，北方捻军起义遍地开花，大清政府捉襟见肘，八旗绿营顾此失彼。英法两国又落井下石借机制造事端，挑起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这年的8月24日占领天津，10月13日攻陷北京。咸丰带领群臣妃嫔奔逃热河，还强撑面子美其名曰“秋狩木兰”。胜保急忙致信苗沛霖，敦促他率精锐兵丁“兼程驰赴，克日来京”勤王。苗沛霖嘴上说“见义兵莫大于勤王”，实际上并不准备奉调北上，倒是私下里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当时的形势让苗沛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其机会主义投机本性也在这时得到最充分的显现。他错误地判断形势，误以为自己割据一方，崛起于官匪之间的时机到了，忙不迭地自树大旗与大清分庭抗礼。10月苗沛霖在蒙城设坛，大临三日，为清帝缟素发丧，声称“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苗沛霖僭称“河北天顺王”，建立天顺王国。然清政府虽境遇险恶，但毕竟气数未尽。
清廷为化解满族亲贵胜保与袁甲三等汉族将领的矛盾，将胜保调往陕西。改授湘军将领李续宜为安徽巡抚，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刚刚反正的苗沛霖为了把湘军挤出淮北，于1862年11月27日，唆使部将王金魁对驻扎颍州的湘军寻衅，王金魁杀死湘军采樵兵勇九人，12月1日，又嗾使李万春部杀死湘军樵勇三人，掳去七人。曾国藩当时手握重兵，极盛一时，但因担心湘军与苗沛霖正面冲突会引起他与僧格林沁的不合，便主动奏请撤出寿州、正阳防区。其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敝军若愚苗党开仗，必与僧邸（指僧格林沁）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岂堪将帅更有水火之争？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曾国藩出身阀阅世家，饱读经史，早年即中进士，其怀济世解危之才，绝僭越非礼之欲，创巨业，仍知进退；视大局，能摒私愤，当不愧为近代中国之第一大儒。曾文正公这种忧国思民的情怀，正是苗沛霖所不具备的。苗沛霖在穷急，穷怕的时候，挺身而出追求荣华富贵，这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本无不可。他的悲剧只在于发达以后，仍无限制地以膨胀个人私欲，做起了家天下的王者之梦。
贪婪，狂妄一旦和短见掺在一起，毁灭和失败就是他必然的归宿了。
四．祸国害友，自掘坟墓
鼠目寸光者一旦热衷于投机，灾难离他就不会很远了。苗沛霖不懂政治，却热衷于玩权弄势。
从一介潦倒书生转瞬成为手握重兵的割据势力之后，随着这种发达膨胀的不只是他的实力，更有他无节制的个人野心。他把清王朝地衰落看成了灭亡，错误估计形势，过早地预言了清朝的终结。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无原则的政治流氓开始了他短暂却五彩缤纷的政治投机。
1861年2月羽翼渐满的苗沛霖借口“寿州擅杀案”，大举围攻寿州。开始了他第一次公开反清活动。同月他派部将王金魁赴六安，与宿敌张乐行，龚树德捻军达成谅解。之后又遣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联络。并向太平天囯表示愿意“蓄发”归顺，受印信。天平天囯遂封苗沛霖为“奏王”，并派余安定统兵七百至苗家老寨，与苗沛霖商议共同反清。6月被困寿州城中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将与苗沛霖有隙的徐立壮处死，将孙家泰监禁。苗沛霖没了出兵借口，暂时罢兵撤围。翁同书上凑朝廷为其开脱，清廷卖个顺水人情，责令苗沛霖“带团立功”。
月后苗沛霖又以还有其他清军将领参与了“寿州擅杀案”为由重新围攻寿州。并于十月底攻破寿州城，俘获翁同书等大吏。次年1月，苗沛霖汇合张乐行部捻军，马融和部太平军联合进攻颍州。将安徽巡抚贾臻困在城中。从而掀起苗沛霖的第二次抗清**。但苗沛霖并不是真心的要和农民军联合抗清。他是要在跳槽之中，以求自得，更求壮大。3月清军云集皖北，苗沛霖看到进攻颍州无望，又转向投靠胜保，要求反正。胜保上奏朝廷为其开脱，同时苗沛霖命令部队“剃发”以明反正之心，并暗中向颍上集结，准备从背后攻击天捻联军。4月苗沛霖会同胜保的部队，与贾臻的守军里外夹击，大败天捻联军，解了颍州之围。张乐行败走颍上，被苗沛霖包围，靠部将拼死突围才归回雉河集。张乐行被围而又走，让清廷大为恼火，指责苗沛霖剿灭不力，暗中通敌。
为平息清廷不满，苗沛霖把主意打在陈玉成身上。他遣心腹部将扮成乞丐前往庐州，将苗沛霖的亲笔密信藏在打通的竹竿内。信中苗沛霖对陈玉成极尽恭维之辞，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英王如能到寿州，他将组织四旗人马，120万之众，配合英王夺取汴京。陈玉成虽知苗沛霖已经倒戈，反向而为之，竟把希望寄托于苗的反复无常之上，希望自己能让他重新回头。突围后，陈玉成拒绝部将忠告，执意率部北上，与苗沛霖会合。如史实所呈现的那样，一到寿州，陈玉成，及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德漋，天义陈聚成，陈安成，梁显新等太平军重要将领就被苗沛霖捕获。英王怒骂苗沛霖：“尔权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6月4日，年仅26岁的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慷慨就义。
随着天平天囯运动，和捻军运动被扼杀，苗沛霖日感末日临近。1863年5月，苗沛霖在凤台誓师，称：“我辈所为，终难一死，不如先发制人。”走投无路的苗沛霖这时已顾不得自己势单力薄，匆忙间第三次举起反清大旗。其失败已是注定。助敌灭友，无异于强敌削己。友军不存之时，敌人还是敌人，却因为保存了应耗的实力，而变得强大许多。12月苗沛霖战死蒙城，横行淮北十多年的苗家军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综其苗沛霖的一生，用八个字来概括应该是准确的：心比天高，目比寸短！
阴谋，只能是阴暗处的密谋。阴谋和权术，永远不可能代替实力来决定角斗的胜负。因为，阴谋只能解决战略问题，而不能代替战术，更不可能代替战斗。最后总决定斗争成败的还是力量，而不是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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