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机关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武器。
抗日战争一开始，对日作战就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战场，一个是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国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制定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适应的金融政策。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政策突出了三大特征：一是，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贷款，支持生产事业和商品流通的发展。
二是，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和假票作斗争。
三是，设立敌后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
为了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的经济，解决部分军政费用的开支，从而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持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银行。
1937年改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下设有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四个分行。
随后，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淮北银行，淮北地方银行，大江银行，淮南银行，华中银行，浙东银行，鄂豫边区建设银行等。
根据地银行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建立，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而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为发展经济和使根据地人民免受敌伪利用法币与滥发伪币的掠夺及法币伪币贬值的损失，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为了建立其银行发行货币的本币市场和稳定物价，各银行在成立之后就开始了一次次扣人心弦的货币斗争。
在冀南分区的大名县以南，假票竟达市场货币流通的70%以上。
因此，反假票斗争就成为对敌货币斗争的重要一环。
各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发布公告，建立“假票识别所”和银行等帮助群众识别假票。
有的抗日根据地还利用土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尽可能防止伪造。
制定反假票奖惩办法，奖励有功人员，严惩印制和贩卖假票犯。
广泛动员群众，使反假票斗争成为群众性斗争，以严禁假票的流通。
除此之外，货币斗争还有阵地斗争，比价斗争。
阵地斗争是在抗日根据地排挤伪币，法币，避免法币，伪币贬值给根据地人民造成损失，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
各根据地货币阵地都随着对敌斗争的胜利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断扩大，并先后统一了本币市场。
比价斗争是在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对存在几种货币间的交换比率的确定。
为了保证根据地物价不受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物价的影响，有利于按合理价格购进必需品，输出根据地的多余产品，提高本币的购买力，就必须开展比价斗争。
各根据地都成功地进行了这一斗争，加上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滥发纸币，使抗日根据地的边币和抗币的比价大大提高。
二．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以“必先安内”作掩护，推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对红军“围剿”的反动方针，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进一步拖向深渊。
然而，这一政策在重庆抗日救国会却有了另一解释。
1935年10月1日，报上发表了《八一宣言》，吴玉璋先生给国内各大报馆的主要负责人都寄了一张。
《八一宣言》传到重庆后，热血青年振奋了。
重庆大学的学生首先出来宣传。
“那时，重庆的高中很多，这些青年人都很活跃。”
一个叫刘传福的同学比他大两岁，组织了一批人成立“抗日救国会”，投入抗日运动中，“这就是重庆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会。”
他也是成员之一。
但军阀刘湘派人来干涉，称为“抗日救国会”有搞“人民政宪”的嫌疑，便把“救国会”解散了。
第一个“救国会”夭折了。
“虽然救国会解散了，但活动未停。”
一些主要成员仍在继续活动。
1936年初，他到成都看望其姐，结识了郑惟时，他当时在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
郑叫他回渝考察。
后郑惟时来到重庆，在位于市中区的黄家垭口成立第二个“抗日救国会”。
1936年10月，救国会正式归于领导。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继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后，首都南京告急。
国难当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联合抗战。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并于12月1日正式开始在重庆办公。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南方局在渝的成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其推向国共谈判的新。
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使重庆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重庆作为重要的抗日中心，严重地威胁着日军。
很快，日军便把重庆作为了“政略轰炸”和“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
在日机对重庆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野蛮轰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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