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和主席同岁。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25岁的梁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先生常有来往。其时，主席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是杨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得意学生，未来的女婿，也经常来杨先生家里。梁、毛二人曾在杨先生家中谋面。毛还旁听过梁的课。20年后的1938年，梁以国民党参政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主席见到梁的第一句话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里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请主席谈谈中华民族的命运，主席给了他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主席精辟的分析使他精神振奋，豁然开朗，使他由衷的钦佩和尊敬。
梁曾多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延安，他拿出自己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向主席请教。主席谈了不同的看法，他没有接受。两个人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次谈话是坦诚的，友好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梁任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主席和他仍有故人之情，时有私人往来。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接着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委员列席。
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应周恩来的要求作大会发言。他先谈了对总路线的看法和实施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 30年的革命中，中国**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诚，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发言是实话实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靠农业，因此农业税较重，农民生活的提高远不如工人。梁漱溟觉得，总路线重点是发展工业，对农业只提改造，不提发展，似乎不妥。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但是没有人敢实话实说。
这天的会，主席没有到场。梁漱溟发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还讲了几句赞同的话。
12日，主席讲话，他严肃地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之分。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了主席说的这番话，很感意外和委屈，也很不服气。他想：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真心话，提醒**注意一下农民问题。怎么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呢？是不是有人向主席汇报我的讲话添油加醋，引起了误会呢？
散会后，梁漱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我发言时你本人没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我当你的面把原来的讲话复述一遍，以求指正，解除误会。”
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把写好的信面交主席。并说：
“主席，你对我的发言误会了。”
“没有误会。你内心就是反对总路线，只是没有明说而已。”主席态度强硬。
“我没有说过反对总路线的话，为什么非要认定我反对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么！”梁漱溟也来了气，发了倔强脾气。
“你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主席面含愠色。
“你要是有雅量，能容人，就收回你的话。”梁不肯让步。
俩人不欢而散。
14日上午，梁漱溟登台发言，复述自己前几天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不反对总路线。主席在场听会，没有说什么。
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主席频频插话批判梁漱溟，态度严厉，言辞尖锐。主要有：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分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
这些插话后来收入《主席选集》第五卷，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以礼贤下士自诩的一代伟人，心胸竟是这样狭窄，言辞竟是这样尖酸刻薄、讥讽挖苦、杀气腾腾、以势压人，语气竟然像“王婆骂街”。他万分的委屈，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他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他要抗争，他要辩驳，他不能接受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他要求发言答辩，大会主席让他明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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