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主席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主席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河北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主席、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主席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主席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主席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主席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主席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主席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主席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主席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
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主席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主席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主席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月20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21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主席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主席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主席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主席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主席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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