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玉溪这个地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中小学男生中早就如雷贯耳了，因为玉溪产烟。不要误解，当时在中小学是绝对禁止吸烟的，一旦发现有人违禁，轻的请来家长严厉训导，重者停学开出。让玉溪出名的是香烟的包装物——烟盒。在娱乐匮乏的年代，四川中小学生（当然是指男生，其他省市不得而知。）爱玩的几种游戏之一是“煽烟盒盒”。具体玩法有好几种，这种游戏早就过时而灭绝了，不再多说。那时能得到一个印制精美的高挡烟盒，是小男生们的追求。因为有能力吸高级香烟的人是很少的。云南玉溪的“红山茶”香烟盒就是其中之一。
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后来一个时间段里四川年轻人把找女朋友，谈恋爱，泡妞一类事统称为“煽盒盒”。让人摸不着头脑。
玉溪地处云南中部，临近昆明，交通便利，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这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平台。云南主要的地方戏曲“花灯”首先在玉溪得到革新和发展，玉溪新式花灯改变了其以往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将音乐、曲调引了进来，并与云南民歌、方言相结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新式花灯的出现，受到尤其是城里观众的欢迎，很快影响到全省。使云南花灯的音乐具有了特别的地方色彩。这也是云南花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们音乐专业第一次不分学课，集体“开门办学”点就选在了玉溪。从昆明出发，南行百来公里就到玉溪坝子，虽然玉溪离省城昆明不远，语言口音却相差很大，特别女性说话发音尖。脆、快。后来看电视剧“暗算”，剧中那个能听出小狗是公，是母的“瞎子阿炳”说：“……说话声音尖、脆，心硬。……”应该有点依据，我在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苏国红：现在是国家二级作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还顶着一大串头衔、颇有作为的音乐家。当时追求系里一个玉溪籍的女生，费尽心思也不得而终。玉溪女人——心硬！
我们落脚点是玉溪城东的黑村，当时这个地名改叫“红村”。所谓“开门办学”成为一种模式后也就没什么新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发生了一次波及深远的事件。
黑村（当时叫红村）虽然离城市很近，又是一个相当大的村落。但和大多数乡村一样，基本生活设施惊人的简陋。别的不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方便”之事。用半人高的土墙一围，就是厕所。根本没有大容量的公共排泄地。我们男男女女几十人只能因陋就简，将就使用。不用说，在排泄之时什么声音都能听见，一起身两人还面对面。遇到这种尴尬事只好低头假装看不见。无遮盖的粪坑不久就漂浮起一片染红的纸巾（虽说女生们是罪魁，但她们也是无奈。），虽然还不伤风化，但实在有失观瞻。特别是老师们受不了。“拉、撒”这又是天天少不了的“功课”，他（她）们由此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根据“蝴蝶效应原理”推论。后来发生的风波，不能不说与此有密切关联。
完成前期体体验、普及、辅导等学时计划后，“开门办学”后期的创作实践，及排练一台汇报演出的任务开始了。玉溪文艺界有不少原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市花灯剧团早在我们刚到来时就与老师们联系过，希望能到他们那里去指导。于是老师们主张移师到玉溪城里完成后期教学任务，说实话这是个不错的安排。问题是老师们这个要求太迫切了。甚至于有点越主代苞的味道。这在“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当时，是乎是个“动向”。
这次玉溪之行，因“工宣队”两师傅带美术专业去“西双版纳”了，“军宣队”指导员回家探亲。带的队是一个新来的系领导——贾主任。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和中心。跟它有关联就注定了要备受“关照”。除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外，我们进校不久，随“云南艺术学院”并入“昆明师范学院”的原系主任也走人了。“贾主任”就是这时从一所农学院调来的。贾主任来时刚好赶上艺术系的伙食标准提高，我由原来排队买饭的计划伙食改为八人一桌集体吃饭（食堂单独为我们做）。第一次会餐我们敬他酒，他贴着耳边对人说：“我有痔疮，不能喝酒。”让我们感觉新主任没有什么架子，能对你说心里话。
他与我们部队来的学员很能打成一片。我们称他老贾。不知是因为来了个外行领导，老师们看不起他呢？还是因为他长相有点尖嘴猴腮不中看。好象他与老师们的关系不怎么样。
老师们集体鼓噪着要去玉溪的要求，有点藐视系领导的权威，也很伤老贾的自尊。于是系领导与老师们就后期教学工作产生了矛盾，形成了原地坚持；移师玉溪两种意见。老贾刚来学校不久，又势单力薄。当然无法与老师们抗衡。但老贾做领导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随即召集党员开会，统一思想。部队学员基本都是党员，在音乐基层党支部委员中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而老师中的党员不多。支部中还没有教师委员。因此在“坚持原地办学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很时髦的观点下。老师们的意见自然处于了下风。不甘心的老师出面来做我们部队学员的工作。但教音乐的老师们缺乏做思想工作的手段和经验。最后党支部决定：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办学道路。继续在“红村”完成“开门办学”任务。
老贾胜利了，冷战也就开始了。与老师们同住的老贾，遭到空前的孤立。除了睡觉，他只好泡在我们学生驻地。行影孑然的他完全没有胜利者的骄傲。受此牵连，是党支部委员的我在快结束这次“开门办学”任务时，拿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去请教老师，表面还算热情的老师叫我东改西涂完全不着头绪，在我第三次重新抄写时他们在身后小声说着什么，还发出轻轻的笑声。我才明白自己被忽悠了……。
汇报演出节目中，自然没有了我——主修作曲课学生的“作品”。同寝室另一个主修器乐的部队学员创作的歌曲——“打夯歌”，被评为优秀创作奖。
唯一庆幸的是，我从师的赵老师这次没有和我同行玉溪。
回到学校后，这次风波好象平息了，没有人再提起它。没想到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中，好似熄灭的残火，死灰复燃了。1974年国务院《教育革命通讯》发表的通讯《高等学校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提出：“高等学校要抓紧从理论上总结教育革命经验，培养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参加战斗”的号召。并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开辟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
不太关心政治运动的老师们不知怎么对“批林批孔”、“儒法斗争”产生了兴趣，十分积极参加批判运动。就是不知怎么演变的，在批判中我们艺术系斗争目标具体联系到了对贾主任的批判上。一次批判会上我惊奇地发现，平时文质彬彬，不时还相互找别扭的老师不但团结一至，而且发言**迸发。
“……一次我们在排练，觉得效果还行，刚私下说可以了，他在旁边听到就跳起来大呼小叫‘好，就这样了定下来’。大家说，这沽名钓誉的做法跟‘君子远苞厨’的虚假本质有什么两样。”
“……我们在红村住在乡委会，他到处乱翻，乡治安员床头就有“逮捕证”，……大家看这种人是什么素质！”
“……我调查过，他在原单位就是靠整人起来的……。”
“知识分子也疯狂”。我第一次领教了。
不久老贾调走。学校从中文系调来一位营级教导员任系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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